"以意逆志"与英美新批评

以意逆志与英美新批评虽产生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但两者仍有比较的必要。英美新批评因为以意逆志没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人本主义的以意逆志是一种既重视内容又重视形式的批评方式,它完整包括了作者、文本、读者三环节,而新批评是一种单一的从形式到形式的批评。英美新批评的文本主义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自身理论与实践的漏洞和相互攻击,最终走向衰落,而以意逆志自从产生后就从未退出过历史舞台。     

试论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先秦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最早的方法论,它是孟子对先秦文学理论领域的独特贡献。本文力图探求“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的真正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即阅读理解作品应在读者正确把握其内容的基础上,推求作者的写作目的;并联系作品的时代和作家的思想,针对不同作品的不同背景作不同的分析,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批评与鉴赏更为准确,更为全面。     

文艺鉴赏方法论纲

文艺鉴赏方法是实现文艺鉴赏的途径、手段与方式的总和。围绕文艺鉴赏三环节的方法论 :以作者为核心的审美鉴赏有“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法、精神分析法、原型方法等 ;以作品为核心的审美鉴赏有俄国形式主义方法、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方法等 ,以读者为核心的审美鉴赏有解释学方法、接受主义方法等。围绕文艺鉴赏诸阶段的方法论有“格式塔”美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等。     

“居间”的辩证法——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的方法论诠释

美国当代著名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的近作《作为修辞的叙事》，其方法论将“叙事”视作作者、以文本与读者间意识形态交换的“修辞”为逻辑起点，试图建构一种突显作者、文本和读者交互协同作用的、以文本为中心的动力学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居间”特征。这对国内相关研究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     

作为"要素"的文学与作为"活动"的文学

以文学活动中的某一要素来概括文学本质的反映论、作者中心论以及作品中心论等各有自己的理论缺憾,它们都把文学作为静止的、物态化的事物来看待。但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活动,文学意义也是在文本与文本、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与其生存其间的文化语境以及文本的上下文之间的不断对话中生成的。离开“活动”这一基本界定,文学的意义将无从产生。     

对话理论视域下的翻译观

对话理论具有较强的哲学层面的意义。以对话理论为方法论，从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角度来研究翻译中译者与作者、文本和读者等多重对话关系，试图建立一种以译者为中介，文本与读者、历史与现实进行交流的对话性翻译理论。     

杂议屈原和屈辞研究中的“偏颇”

孟子提出理解文学作品“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是对我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贡献,为历代许多文学批评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所遵循.但是,“以意逆志”,是“以(读者或批评家)自己之意逆作者之志”还是以“作者之意求作者之志”呢?“知人论世”,是“只以(作者的)其人其世为背景为参考为根据去理解其作品”,还是“以其人其世去驾驭、统率、控制、规范、规定甚至代替对具体作品的理解”呢?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文学现象本极复杂,又涉及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涉及“论域”的进一步界定,     

现成品文学发展述评 ——"非原创天才"的"非创意写作"

杜尚创造的“现成品艺术”对20世纪中后期的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此前后,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利用先在的文本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现成品文学。本雅明以引语蒙太奇建构起了巴黎拱廊;凯奇以通写的手法重塑了文字文本的感观世界;歌德史密斯的极端抄写将“非创意写作”发挥到了极致;Flarf诗歌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内容将现成品文学引入数字化时代。这些作品不仅引发了对作者-读者-文本三边关系和“创新”的再度思考,还呈现出不同时代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在现成品文学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作品、市场、社会：文学公共领域形成初探

18世纪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为理解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既能从社会宏观层面,又能从具体作品的微观层面进行解读的综合视角。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核心是作品的文本生产及其社会传播。从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互动关系出发,可以明晰文本生产过程;从作品、市场、社会三者相互建构的过程出发,可以厘清文本传播的社会意义。在印刷技术进步、版权制度确立、图书市场形成这些时代背景下,作者的文本创作开始从阅读市场及社会阅读期待中确定作品的风格及内容;书商的谋利行为借助市场调节手段,促使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期待进行文本创作;读者的阅读消费实况则对作者、书商的相关努力进行直接评断。作者、书商、读者三者身份相互建构,相互影响,最终以谋求个人主体性为出发点,以共同构建社会公共性为终点,合力推动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间性理论的原生态--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起

孟子提出说诗者面对诗作要"以意逆志",也就是解诗者要以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但孟子却没有明确论定说诗者所用之意,是说诗者之意,还是诗作者之意,这就留下了文本的未定点,引发了千古不绝的争论。本文以诗的文本作为不同主体间的经验世界的对象,认为对文本底蕴的把握,既要以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也要以解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并在作为对象存在的诗—世—志的多重文本间,达到对于文学文本的体验与认知。此中既有主体间性,又有文本间性。可见,"以意逆志"说中正含有间性理论的原生态的丰富存在。     

"五色"理论探微

“五色”理论是中国古代装饰用色的核心理论 ,历代统治阶级对这一理论均很重视 ,并影响了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审美观。它沿用了数千年 ,贯穿整个中国古代装饰史 ,直至今天对现代装饰用色的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影响。因此 ,对它的内涵的了解 ,对它与古代“五行”观念、等级观念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它的美学意义的阐释是探讨中国装饰史不可缺少的工作。为此 ,笔者结合古文献与工艺美术实践对“五色”理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 ,重新审视某些传统用色观念 ,从中发掘出能够启迪现代艺术思维的审美思想     

释子、生

文章运用语源学方法 ,通过汉文词汇古音义与藏语安多方言中保留的古音义之比较 ,对汉文中“生”、“子”等字的本义进行释说。     

诠释学视角中翻译标准的变迁

现代诠释学主要围绕解释过程中涉及到的＂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展开,各个流派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从而使翻译研究也经历着一次次视角的转变。从对作者原意的不懈追求到考虑读者的感受,对译者主体性的张扬,之后又落实到文本分析,最为明显的转变体现在对翻译标准的影响上。以作者原意为圭臬的传统＂忠实＂、＂等值＂的翻译标准,到崇尚个性差异的多元化标准,翻译标准在一步步走向宽容、多元。     

论小说阅读中"隐含作者"的建构

"隐含作者"是隐含在文本中的作者的"第二自我",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建构其艺术生命.在小说阅读中,一方面,读者要以识别叙述者为突破口,着眼于文本的整体语境,通过辨识叙述者的可靠性而完成对隐合作者的审美建构.另一方面,由于隐含作者与现实作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读者还必须结合作者的创作语境予以建构.     

弗莱“三角形”批评说与其文本观的建构

弗莱提出的"三角形"批评说,即探讨作者、读者、批评家与文本的复杂关系。首先,文本生成是个"胎生"的过程,一旦生成,它就和作者处于关联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关系中。其次,读者的创造性阅读就是与文学文本进行"亲切的接触",与文本"打成一片",并完全融合。最后,批评家的任务是还原文学文本非功利的、自成一体的形态,他不局限于单个的、封闭的自足文本,而是向"大文本"迈进,并以宽容的心态视其为体现人类命运和人类理想的想象共同体。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中华"探源

通过纳西族象形文字"中"字与原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甲骨文的"中"字对比研究,可以认为"中"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以"木矛"一类的东西投中物体之义;"华"为"粟花",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远古居民主要以粟作农业为主有关;"粟花"为华,有大而美、光明之褒义。春秋时诸夏取"华"之美意,形容享有礼乐文明的诸夏人,"华"遂成为族称,与夏同义。"中华"称谓源于中国诸华,与中国同义,最早出现于西晋武帝初期。     

"人民"词义的变迁——政治术语"人民"之历史文化考察

“人民”一词的词义经历了从古义到今义的流变。“人民”的古义为“人类、百姓”或“糊涂无知的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过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阐释,“人民”一词的词义有了新的拓展,它包含了“权利、参政、当家作主”等新内容,“人民”词义的这种时间向度上(古今转化)的演化,向人们昭示着中国思想近现代转型的历史轨迹。     

小说中人物的社会角色与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以川端康成《雪国》中叶子的双重社会角色为例

在川端康成的《雪国》中,一个对文本意义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可以客观地重复观测的事实,是文本内叙述者有意设计的叶子社会角色的模糊和由此产生的其他人物身份和相互关系的模糊。在读者依据模糊的人物身份和角色信息而建立的双重虚拟非语言语境下,文本内表层故事和潜故事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相互关系,导致叙事话语意义和整个文本的意义都呈现为差异性弥散。这是《雪国》语义丰富性及其魅力的主要根源,但不是文本意义客观性被解构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