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经济能人与利益博弈——基于安徽省L村建设实况的考察

新时代推进农村社区治理建设成为社会治理的共识。村集体组织和经济能人作为博弈参与人是农村社区治理出现冲突的关键点,促进农村社区治理建设需要村集体组织和经济能人达成纳什均衡状态。分析村集体组织和经济能人的经济利益效用与政治权威利益效用博弈,通过帕累托改进,厘清村集体组织和经济能人的博弈行为动向,促成村集体组织和经济能人达成最优组合,推动具有纳什均衡文化的农村社区共同体治理建设。研究发现,"能人治村"现象是由能人与村集体组织博弈达到均衡状态的结果,这也是博弈参与人合作实现效用合理分割的表征,故而在农村社区治理建设中需要注重发挥"能人治村"模式的作用。     

“社区嵌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使用嵌入性理论,从资源禀赋和社区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基于产业类型、组织结构和利益联结以及社区治理、社区文化和社区信任路径,解释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形势下,依托社区资源实现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进而构建合作社“社区嵌入”的发展路径。运用上述分析框架分析贵州省麻江县蓝莓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发现当地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直接决定了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产业选择,据此形成的不同产业使合作社在产业结构的嵌入中也有别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村庄治理形成的良好内部信任机制和村庄能人培育是合作社社区嵌入的重要内生动力。目前脱贫地区合作社发展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未来更要重视合作社发展与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嵌入性,依托禀赋定产业,培育能人促发展,同时适时开展联合发展,以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提质增效。     

效率与公平：高校治理结构的价值选择

［摘要］新制度主义理论对于组织治理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机制,即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效率机制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组织治理的效率要求,而合法性机制则从社会认同的角度解释了组织治理的公平要求。高校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这两种价值选择,可以从认知层面、制度层面、操作层面等方面入手,优化高校治理结构。     

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是民族地区在新时期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支撑。明晰民族旅游地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对于完善当地社区治理和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贵州省20个典型民族村寨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社区资源配置是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2)社区价值构建和社区组织管理是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核心条件。(3)社区治理可通过价值建构驱动、权力组织驱动和多因素综合驱动3条路径实现绩效提升。本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具有一定价值,同时也能为全面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公共治理网络中的绩效领导结构特征与机制——基于“品清湖围网拆迁”的案例研究

领导力是基于合作网络的绩效治理的核心要素。已有研究指出,网络结构下的领导力与传统以科层制组织为基础的领导力有显著差异。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通过案例研究方法,预设"网络结构""偏好与冲突""绩效领导"和"作为结果的绩效"四个节点,对"品清湖围网拆迁"事件的多来源数据进行质性编码,形成绩效领导"结构—策略—功能"分析框架,进而在网络结构和绩效视角下回答领导机制如何促进合作以实现治理绩效。研究发现"行政"、"市场"和"信任"是绩效领导发挥功能的主要协调机制,沟通是领导者的核心职业能力。     

社会资本视角下和谐城市虚拟社区治理的逻辑

城市虚拟社区是现实城市的延伸,是人们的生活场域。与现实社区一样,城市虚拟社区也存在社会资本,其社区网络、规则和信任关系有自己的特点。利用城市虚拟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网民既可以实现对现实社区治理的参与,同时也能构建和谐的城市虚拟社区。     

村治能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逻辑分析与案例解剖——基于安徽省夏刘寨村的调查

基于精英识别—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和夏刘寨村的个案实践,分析村治能人推进集体产权改革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机制。结果发现：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衍生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内在需求,能人由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转变后,形成了现代化治村理念,与集体产权改革目标存在一致性。村治能人可以协调政府、集体以及普通村民三方关系,降低集体产权改革成本。能人从经济精英到村治精英转变的实现,必须健全需求诱导、有效学习、平稳过渡、外部支撑四大机制。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者具备时,以完善的乡村治理,保证集体产权改革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突破社区治理困境：社区NGO——社会资本视角的阐释

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是中国社区建设所依仗的三大结构性力量,积习而成的“两头强．中间弱”的态势呼唤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当前中国社区建设正处于发展中的瓶颈期,治理主体单一、信任缺失、互惠失范,理性选择范式在解释社区NGO的治理功效上缺乏文化与微观层面的考量,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框架,而社会资本理论中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信务——信任、互惠、合作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为社区NGO冶理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范式。     

责任和伦理是解锁中国转型经济下企业社会绩效的绿色键吗?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是相关的但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当研究企业道德活动对企业绩效影响时应该同时考虑。企业的责任和伦理行为能否被社会认同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本文以社会交换和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探讨中国转型经济下组织信任和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正向影响竞争优势和企业口碑,组织信任和组织认同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研究明确了组织信任和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机制,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历史视野中的政府组织——论政府组织的三种历史类型

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迥异的社会治理结构,进而决定了其政府组织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农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是权力主导型的,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则是规则主导型的,今天,伴随后工业社会转型大幕的拉开,信任主导型组织必将成为政府组织的典型形态。     

多元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整体提升

社区治理绩效高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总体处在中等偏上水平,但治理绩效在社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社区治理绩效主要受到社区社会结构、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组织资源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在可视性和非可视性社区治理绩效上存在明显差异。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结构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客观影响会受到社区治理行动主体的调节,同时我国城市社区并没有呈现出西方社会发现的社区分层地位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显著关系。     

从线性到循环: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五社联动”机制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是“五社联动”的主体性要素之一,是实现社区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厦门市DX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项目为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实现组织的循环发展。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分为资本储备、资本形成、资本强化3个阶段,在资本储备阶段进入社区并挖掘地区特色,资本形成阶段以组织内部信任、制度和网络要素的培育带动组织资本的增长,资本强化阶段聚焦于组织的独立反哺,实现资本循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点在于参与带动发展的资本培育理念、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本构建策略、多维互促的资本形成模式和规范带动运行的资本循环机制。     

伦理型领导与团队任务绩效的关系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伦理型领导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以往研究基本上都是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这种影响,对社会交换所必需的认知和情境因素则重视不足。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团队过程中基于信任视角的中介机制和基于价值观一致的调节机制,实证数据表明：伦理型领导正向影响团队绩效,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在其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同时,道德认同对这一关系起调节作用,团队的道德认同水平越高,伦理型领导（经由员工对领导信任）对团队绩效的间接作用越强。     

城市社区善治思考

依据城市社区善治的基本指标,梳理当下城市社区中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关系现状,提出社区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社区治理权力主体合法性基础缺失,官僚层级的越位、缺位、错位导致社区公共资源分割,社区利益共同体的不确定性致使社会信任缺失,社区社会控制权力的强化与居民社会参与不足。城市社区的善治,要以利益关联为驱动构建多元权力主体协同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     

“三社联动”基层政府与小区居民的黏合剂

作为社区治理新模式,推动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结构向多元互动的横向网络结构转型、推动参与式治理机制和参与型社会的建设,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在纵向上能将小区居民与基层政府连接起来,起到上下联通的作用;横向上,能将小区居民之间发动起来,促进相融相合,并将社会关怀送到小区。这就是来自湖北省荆门市的笔者对南京“三社联动”进行调研后的感受。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展演机制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个案,通过梳理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以旅游人类学的视角来分析民族旅游发展中展演机制。虽然这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社会的经济状况,但同时也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变迁。在民族旅游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当地社区的意识改造,培养社区的自立能力,最终实现社区民族旅游的自我管理和发展。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农户分化背景下制度变迁对农田水利自治的影响

随着农户分化的演进,建立在个体同质化基础上的"机械团结"型农田水利自治日益式微,与分化格局相适应的"有机团结"型自治亟需跟进。基于"结构-过程-功能"范式构建了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与农田水利自治分析框架,并采用案例分析揭示了三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分化伴随着乡村社会的观念多元化、精英能人等关键群体的涌现以及决策主体的缩减,其从变异、选择与遗传三个层面推动了制度变迁的进程,改变了农户群体的规则感知与策略行为,并最终对农田水利自治效能产生影响。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顺势推动乡村社会的观念进步,引导精英能人成为农田水利规则变革的带头人,创新水务决策模式,是推动农田水利自治迈向"有机团结"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