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圣人——论《周易》的理想人格

《周易》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人格义理,为我们塑造了两个层次的理想人格———君子与圣人。君子是低一层次的理想人格,“元亨利贞”是君子之德,“修己”和“崇德”是君子之行。君子之上是圣人,具有超越性。盛德大业,天人合一是圣人的特质;法天有为,穷神知化是圣人之行。君子和圣人的理想人格,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格风范,对当代社会人格重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20世纪11-20年间思想界的一个侧面--对民国初期"道德救亡论"的学理解析

2 0世纪 11- 2 0年间 ,时人以《正谊》、《大中华杂志》、《庸言》等杂志为阵地 ,深刻批判“官国”“恶精神”共存 ,道德堕落、名实相悖 ,吏无廉耻、人格卑劣 ,人心衰败、风纪凌夷 ,社会思潮隳堕、衣食消遣盛行等弊端 ,围绕共和以道德为精神 ,道德与时俱进、因时更张 ,充实共和国道德精神、重塑国民人格与政治人格、完善具体道德规范等方面展开理论诠释 ,欲藉反省自爱、砥砺名节 ,外在逼迫、法律为高 ,道义示范、上下互动 ,重社会轻政治、理性对待中外文化等重塑近代理想人格以达到救亡目的。     

释“德”

“德”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德”之本义为目直心正，引伸义为行为端方，后来定型于“品德”、“恩惠”等常用语义。“德”之文化意义及“德治”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个人修养和政治统治等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生活中的君子与圣人--《论语》三章镜诠

儒家学说自其创立之时,就以理想人格的成就为旨归,此理想人格即是君子和圣人。但儒家并不以君子人格的养成为最终目的,而是进一步指向了政治生活的实践维度。我们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圣人“无为而治”一方面呈现了理想人格的治世方式,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凤凰与早期中国理想士人人格的赋形

西周初形成的天命观以君权神授、以德配天为核心内涵，解决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凤凰被形塑为传达天命的使者，代表天临鉴人间君王之“德”，并成为“明王”的预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凤凰的知识和信仰被转换、改造，用以建构和形塑理想士人人格。孔子将“知天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将“德”由政治面向的君王的德行转换为人性面向的士人的德性，将天命转换为理想士人人格合理性的来源，同时将凤凰出现与否和君子的穷通联系起来，将其形塑为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的形态与仁、义等德目的对应关系随后也被系统地建立起来。屈原虽不言天命，但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思考没有超越周初的天命观，而且，他极其关注士人的人格，张扬凤凰被放逐、被囚禁以及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将其形塑为洁身自好、取义成仁的骚人人格的表征，透露出士不遇的焦虑，这得到了宋玉的发扬。汉代士人则基于时势的体验，主张“知命”、“委命”，建构适应大一统的新君子人格，潜藏着吁求君德和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基于环境判断或远翔或降临的凤凰被形塑为审时度势以选择进退的新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虽被不断形塑为不同内涵的理想士人人格，但都潜藏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不遇焦虑的...     

先秦儒家的德、位关系思考——以孔子“有德无位”为线索所作的观念史考察

孔子由总结上古政治经验而确立“德位合一”理想,并从“以德得位”信念出发追求该理想的实现。孔子的“无位”结局使孟、荀在坚持与发展“德位合一”理念时,不能不对孔子“无位”予以正视与解释;孟子、荀子在对孔子“无位”事件的解释中,将理想实现或归于天意或或归于时运,这在弱化或取消“德”、“位”结合之必然性的同时,强化了儒者以“德位合一”为理想、以修德为务、以等待为特征的身份意识。     

孟子的士人理想与人格精神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圣王”政治 ,“为王者师”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对士人身份的最好设计。他认为“道尊于势” ,君师人格平等。其实质是向王权争回士人做人的平等权力和人格独立。孟子“道”不行 ,开创了德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 ,追求以仁义化天下而“不知为之者”、“功成而不有”的人格自由与伟大。高扬士人人格的独立性与自由性 ,是他对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     

传统儒家个人品德理论探微——基于《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家经典文本的诠释

传统儒家伦理学的核心是修身之学,思想家们把个人品德修养、品德教育、培育理想人格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因而不遗余力地构建他们的品德论体系。重温《论语》、《孟子》、《荀子》等经典文本,不难发现,儒家诸子在品德内容上形成了各有偏重的德目体系,在品德结构上达成了对知、情、意、行等内在要素的一致认可,在修德途径上主张好学慎思、自省慎独、知行合一、推己及人等修养方法,在外部条件上重视环境和教育的作用。系统梳理和深层剖析这一品德论体系,吸取和借鉴儒家个人品德思想资源中的积极形式和内容,对于强化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和学校道德教育仍然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领导品德”初探

本文首次将领导者的“德”划分为政治品德、道德品德和领导品德三方面,并重点讨论了领导品德,指出:领导品德是领导者必须具有而非领导者不一定必须具有的品德,主要包括无私忘我、恢宏大度、以礼待人和同甘共苦等四个范畴。     

“政者正也”析论

“政者正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它包含着“平正”、“公正”、“中正”等意蕴,关键在于正己正人。它既是对执政者群体道德品质、行为表率作用的要求,也是对普通百姓修身立德、立身处世的期望。“正”包含了“正名”、“正身”、“正心”、“正性”等丰富的层次与内涵。孔子为实现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援“仁”入“礼”,提出了“约之以礼”,“为仁由己”的方法,力图从自律与他律、修身与修心相结合的途径强化个体修养,重塑社会价值与思想信仰,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行,体现了对“人”及“人性”的关注,彰显了人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精神。     

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要义和价值维度

中华民族与中华传统美德之间是树根与树势、河源与河流、德本与继承者的关系。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必须正确把握它的内涵，深入了解它的价值。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步建构的最有价值的道德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代表着中华民族最优良的道德传统和中华文化的精华。它主要将儒家道德价值观和道家道德价值观融合在一起，在内容上具有双重性、辩证性特征，包括尊重传统而又与时俱进、自强不息而又戒骄戒躁、敢于伸张正义而又热爱和平、强调爱国情怀而又开放包容、坚持原则而又灵活变通等主要内容。长期受到中华传统美德的支配性影响，中华民族塑造了兼有儒家和道家特征的双重性道德人格，能进能退，能伸能屈，能扬能抑。中华民族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坚守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即展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在道德评价方面应有的自主性、主体性和话语权。中华传统美德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伦理价值护航，赋予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最应该代代传承的精神血脉，同时也能够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伦理价值引领作用，给当代人类反对和抵制民族中心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伦理支持。     

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历史上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当前的社会现实强烈呼唤诚信美德的回归,坚持诚信美德是建立规范、文明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诚实、信用是现代化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加强诚信美德教育,加强法制建设和完善信用管理制度,是解决诚信意识缺失的重要对策。     

为什么是道德的？

一个人追求美德 ,是因为美德就其自身来说 ,虽然是对他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压抑、侵犯 ,因而是一种害和恶 ;但就其结果和目的来说 ,却能够防止更大的害或恶和求得更大的利或善 ,因而是净余额为利的害 ,是必要的害 ,说到底 ,也就是一种真正的利 :美德乃是一个人利己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手段。把美德作为利己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手段的人 ,逐渐地 ,便会因美德不断给他莫大利益而日趋爱好美德、欲求美德 ,从而便为了美德而求美德 ,使美德由手段变成目的。     

论共和前期罗马官员的传统美德

共和前期古罗马官员的美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日常生活中,他们不仅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而且生活简朴,拒绝奢华,保持了"农夫"的淳朴形象。公务活动中,他们在金钱诱惑面前能廉洁自重,拒绝贿赂,不以权谋私,保持了政府官员在罗马公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他们自觉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个人事业与国家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自身的廉洁作风保证了政治的清明和国家的稳定。     

新时期高校师德建设刍议

分析了目前高校师德状况及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指出高校存在着教师理想信念不坚定,影响学生理想信念的树立；教师为人师表形象欠佳,缺乏对学生道德形成的良好示范；教师奉献敬业精神不强,不能给学生以正确的价值导向；教书与育人相脱节,忽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等问题。针对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高校教师要强化师德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形成全员育人氛围；另一方面要采取必要措施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通过广大教师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从而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孔子伦理思想的二重性

本文以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为核心,从道德根源、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三个层面上,对孔子的伦理思想进行二重性分析,并指出孔子的伦理思想在道德根源上间接反映出的唯物主义因素以及道德原则＂仁＂、＂孝悌＂、＂忠信＂、＂礼义＂等规范所含有的合理成分,乃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底蕴,应相融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体系之中。     

德性的“主体性”与“普遍性”——基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一种探讨

德性在今天被看做要么是主体性的,要么是普遍性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不曾提出这样的论题。不采纳德性的主体性论题的表层原因是他们都把德性看做属于心灵的,深层原因是他们都认为人始终具有成为一个实践者的可能性,可能的实践的观点取消了提出德性的主体性论题的必要性。他们不提出德性的普遍性论题的原因,是他们都不认为德性对于所有当下心灵都直接具有普遍性,他们把普遍性看做基于实践者所达到的心灵状态,而人们所达到的心灵状态差别巨大。他们认为,德性含有的普遍性是能够在具有相同德性的心灵上呈现的那种普遍性。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非常接近地表达了一种对于人的问题的伦理学观点。由此可以合理地推论,德性具有今天哲学家们所称的普遍性,但它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可能、基于德性的心灵展开的可能的普遍性。     

论义宁陈氏的宗法纲常思想

宗法纲常等传统伦理通常被视为封建流毒和现代化的障碍，受到激进思想家的批判，但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却依然坚信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宗法纲常不仅无阻于求富求强，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应当固守勿失。     

"仁智双彰"的现代显扬——略论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

"仁智双彰"构成了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为此,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儒学作为现代中国人价值之源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又力图开显出知性主体以补以往儒学之不足,以为无根无向的现代人"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其人生哲学是对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继承和弘扬,包含了对西方现代人生哲学以及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所面临的人生困境的儒家式的回应,体现了寻求"德性"与"理性"之统一的理论追求,对于为工具理性独大的"现代性"纠偏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因人生的理想性陈义更高而脱离实际、自身倡导儒家人生哲学却并未真正践行儒家的基本行为规范等不足.     

论诚信--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当代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范畴和市场经济伦理的支柱,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风尚既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工程,也是建立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工程。必须加强诚信道德教育,把诚信从道德规范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建构社会信用体系,以现代信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