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式动员:社区自组织的公共性彰显与国家权力的隐形在场

社区自组织的出现代表着社区新的动员主体的形成,这一主体的动员力量来自于国家授权与社会授权.国家授权为其提供了制度性资源,降低了动员风险,也带来了国家权力的柔性控制与隐形在场；社会授权使其获得了社会合法性,并展现出理性商讨、公共意见形成以及共意构建的公共性特征；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进行了组织内与社区内动员并付诸集体行动,这一动员模式可以被归结为“授权式动员”.授权式动员的理论基础是国家法团主义与公共性理论,面对面理性沟通及社区网络是授权式动员的社会基础,该动员模式体现着对协商民主和共同福祉的价值追求,“授权式动员”是社区自组织的常规化动员模式.     

农民合作社组织文化形成路径研究——以新疆沙湾县双泉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例

该文以新疆沙湾县双泉农民合作社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研究合作社组织文化的构成维度,探讨其组织文化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组织文化主要受合作社带头人个人价值观与农村地区传统文化的影响。合作社组织文化形成遵循"制度创新—统一的价值观—集体行动—文化共识"的文化生成路径,在该文化生成机制中,如何达成集体行动是组织文化形成的关键。在组织的初创期,集体行动的达成更多地是依靠合作社带头人人格魅力的动员实现;在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期,建立公平且有效率的正式管理制度,是合作社成员达成集体行动的关键。     

抗争与赋权：对一起农村矿山水污染事件的社会学解读

农村水污染问题引起了村民的抗争。通过研究发现：农民的抗争并非是反对政府,而是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其自我赋权。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出路在于发挥传统农村社区的作用的同时,通过制度建设,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组织动员机制刍议

构建现代化的组织动员机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面对城乡区域转型中的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城乡利益格局重大调整,西部地区农村现有的组织动员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基于组织动员机制在不同领域对乡村基层政府、农业产业化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和广大农户等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集体行动的积极作用,结合国内外乡村振兴组织动员的成功实践,分析比较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动员构成要素和基本类型,提出在现代化组织动员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构建完善中,西部地区应通过加快培育基层政府、社会和农村集体、精英贤达等各类动员力量,积极调动城乡社会资源和整合不同社会组织,共同助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农村合作经济的组织变异:现象及其解释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微观组织形式。然而,我国普遍发生的农村合作经济的组织变异使得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偏离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组织功能减弱,显现出较强的非合作经济组织特点。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变异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并试图从集体行动理论、绩效与风险、以及法制等方面对之加以解释。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

西方学者围绕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自然共享资源方面,并以“熟人社会”为前提。中国新型城市社区普遍存在“陌生人社会”情境,从而导致不同的集体行动产生机制和运行逻辑。参考中外学者关于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结合中国新型城市社区的实际,将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置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共同需求—动员结构—制度规范”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共同需求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引擎;核心行动者通过恰当的策略,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积累社会资本,是集体行动成功的关键;制度规范是集体行动长期维续的稳定器,成功的集体行动则是新型社区实现自治的现实途径。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很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需要农民合作才能解决,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实践为研究农民合作难题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对安徽省6个县84个行政村的调查,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项目因素后,影响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村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社区特征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程度较弱;劳动力流动对集体行动没有影响。相关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农民环境抗争不断爆发而多数未能实现其抗争诉求。案例中,受到环境侵害的易村农民通过"结盟"与"树敌"、"依法"与"依势"、"示弱"与"示强"、"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试图借助政治机会、伦理道义、外部资源等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政治文本为农民环境抗争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实践中被地方政府以无既定规则的非制度化应对策略予以封闭。同时,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不断在乡村社会中拓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接和制衡机制,农民环境抗争大多处于孤立无援、进退失据的困境。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而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当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其效率提升取决于乡村社会资本。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来看,安徽省桐城市F村诚直为本的乡村社会信任、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的乡村社会网络是村民低成本、高效率自主修路的关键所在。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之关系论析

一定的户籍制度总是与一定的土地制度相适应。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具有生成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共同性,二者共同起着控制人口流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宗旨是实现户籍平等、迁徙自由,但土地集体所有是实现户籍制度改革宗旨的制度性障碍。土地集体所有使农村形成一个个集体利益共同体,户籍是确定集体利益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唯一依据,导致人口在农村的横向流动与城市向农村的纵向流动不可能。故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实行联动,可以通过重新界定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范围实现城乡户籍的平等与双向流动。     

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谈我国当前农村改革的方向

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体制已经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集体资产所有权缺位损害了集体资源应有的对集体事务的推动作用及公共设施的改善，现行承包制把土地资源隔离在市场之外，迟滞了现代化的进程和速度；农村土地必须通过市场进入流转，农业规模经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只有实行土地农民、集体共有制，才能使土地资源走上产权清晰的长治久安轨道，才能使农村的改革与城市同步并全面振兴农村经济。     

三明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农村社会经济福利测度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为一项制度变革,是否会带来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采用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对福建省三明市农村社会经济福利进行测度.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三明市农村社会经济福利是先下降后增加的,人均ISEW值的增长低于人均GDP的增长水平.从ISEW的发展趋势来看,三明市农村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

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形态,村落集体经济是农民基于集体产权、成员身份和村落边界而形成的共同体经济,强调经济嵌入社区关系结构,突出经济的社会品格。正是这种品格,使其同乡村精英经济、乡村合作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明显区别。改革开放后农村产权经营方式的变革与实践后果,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乡村社会的衰败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为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提供了时空背景。党的十七大以来,国家就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再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实现方式与路径、推进集体经济组织与法制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制度政策表述,这为村落集体经济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是新时代部分地区缓解村落或农民终结,重建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实现路径。     

论集体经济式微对村民自治的钳制

村级集体经济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基础。在“去集体化”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相当部分村庄的集体经济式微,无力为村民自治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撑,形成了独特的钳制作用。在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背景下,村民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民主管理变形、自我教育无力、自我服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建设,建构有效的村民自治财政支持新机制,成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重要课题。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制度构建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宅基地“三权分置”中的权利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三权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导致宅基地利用中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要解决这些利益冲突，使三权关系得以明晰，应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下确立住房土地成本最小化原则、“三产”土地配置最优化原则和集体土地综合效益最大化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分别建立宅基地资格权制度、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     

农民集体供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功能障碍及其法律回应

集体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供给中具有的重要角色是其自身在农村以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不可或缺性所决定的,集体既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供给主体多样化的重要补充,也是其自身的应然责任,但现实的角色担当上却存在主体长期缺位或错位、集体间财力差异大、国家立法滞后、管理体制混乱、服务严重不到位等诸多问题,这就需要集体从保障集体成员生存发展权的职责出发,着力重点解决好集体角色定位、集体补助资金筹集、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制度间有机协调等几方面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与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成都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成都市自2008年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以来,经过了先行试点、扩大试点、建立产权交易服务体系三个阶段。其间以土地确权为基础,逐渐建立了旨在适当增加农民和农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收益份额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表明：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政策,让农民在改革中普遍受益;坚持完善和强化土地集体所有制,使集体成员能按照民主程序依法管理和平等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     

改革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思路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不清,导致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虚无性,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下,各种土地权益的矛盾滋生恶化,也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以及全社会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改革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较好思路--废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确立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使用权农民私有的土地制度,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其具体操作方法--国家"购买"集体土地的所有权-集体将所得"收益"全部分配给农民-农民用所得"收益"购买国家土地的永久使用权(私有),这种交换通过虚拟交易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