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文化的科学内涵、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网红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本质上是“网络红人”虚拟实践活动对象化的产物。从文化论角度看，它是“网络红人”以互联网为媒介创造的一种网络亚文化；从系统论角度看，它是由“网络红人”、网络技术、网络受众、网络平台及隐含于上述要素之中的价值观所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实践论角度看，它是“网络红人”进行的虚拟实践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从生成机理来看，网红文化是内生机理与外生机理共同作用的产物。为优化网红文化生态，应以培育正面网红为主线，引领网红文化向上向善航向；以网络平台监管为重点，净化网红文化生产传播载体；以规范资本运作为抓手，促进网红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介与我们始终形影不离。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依赖的典型"电视人"是媒介依赖现象的理论基础,它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依存现象的理论分析。新媒体依存症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和手机本身的特性是新媒介依赖的客观基础,同时,"网络人"和"手机人"的主体是受众,因此受众的心理因素是新媒介依赖的主观基础。通过"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的变化发展,着重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依赖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颜值即正义?虚拟场域中的颜值消费

颜值,网络流行语,即对个体外貌的评判.网络直播为"颜值"赋予了可读性和观赏性,受众感官、心灵上的慰藉为其搭建了通往精神世界的可能.本文以斗鱼网络直播平台为载体,对女性颜值主播进行虚拟民族志研究,并对部分颜值主播及其忠实、稳定的受众进行深度访谈,从而对虚拟场域中的颜值崇拜、颜值消费现象进行阐释.作为颜值主播,青春身体、情感劳动和虚拟消费空间的建构刺激了受众的消费行为.作为直播受众,现代社会所诱发的群体性孤独、情感空虚、欲望匮乏进一步刺激了受众消费行为;网络直播平台"桥"的建立,将不同圈层的个体集聚,在直播狂欢中完成个体压力的释放、欲望的诉求和身份的重构.     

江西城乡受众网络行为及影响因子考量

文章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江西城乡受众网络行为及其与个人结构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影响关系中的若干变量之间起作用的强度、方向。研究结果认为：受众网络行为改变了传媒生态格局;年龄、文化程度是影响受众网络行为的重要因子,农村受个人结构因素的影响程度更大;受众利用、参与新媒体的能力欠缺。     

大型网络促销活动中非计划性消费影响因素分析——以淘宝"双11"促销活动为研究情境

大型网络促销活动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现象, 其为消费者提供了不同的购物情境. 以淘宝 "双11" 促销活动为研究情境, 对大型网络促销活动中非计划性消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 网络购物预算中普遍存在消费松弛现象; 消费松弛、 促销广度、 购物时间、 社会氛围显著影响非计划性消费; 准备时间通过影响购物时间、 消费松弛间接影响非计划性消费. 研究结论为电子商务平台有效地开展大型网络促销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浅析网络的外部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技术革命的方兴未艾,网络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车轮"。进入网络经济和社会后,网络更成为经济研究的热点。深刻了解网络所独有的经济特征——外部性,将有助于分析相关经济现象。     

论网络外部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网络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车轮"。进入网络经济社会后,网络更成为经济研究的热点。深刻了解网络所独有的经济特征———网络外部性,将更加有助于分析相关经济现象。     

网络社区对网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网络社区是目前网民互动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网络对个体形成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一个广义的社区概念的前提下,分析了网络社区对网民影响的若干层面,包括:个体的特定功能性诉求层面;个体的心理调节层面;个体的环境认知层面;个体的社会关系层面;个体的个别意见与态度层面;个体的长期价值观层面;个体的社会归属感与文化归属感层面.同时分析了网络社区作用于受众的具体机制,包括社区结构、信息环境、需求关系、权力关系、群体心理等对个体的影响机制.借鉴社会网络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来进行网络社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攻击政治化背景下“新型网络政治广告”潜在危害分析

"新型网络政治广告"是"政治广告"与"互联网广告"交叉形成的新技术新应用,能够依据受众认知特征制定投送的信息内容并实施精准投放,进而有效干预受众决策和判断。因"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可作为政治化网络攻击手段,对"新型网络政治广告"的分析要在网络空间安全框架下展开。随着网络化社会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我国会面临"新型网络政治广告"在境内和境外造成双重威胁的压力,可对我国政治安全与海外利益造成现实危害。在此情况下,应从多个方面着手准备应对:从个人数据安全角度对相关行为进行限定;成立"国外政治宣传反制中心";治理"网络水军"等等。     

网络"恶搞"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对策

网络"恶搞"是一种典型的青年亚文化,"恶搞"的生产者和受众大多是青年大学生.当前,我国网络"恶搞"现象愈演愈烈,甚至突破了道德底线.它对大学生的政治、道德、文化价值观产生了不良影响,我们要综合运用政治、法律、道德、技术等手段对网络"恶搞"进行规制,以创造有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     

网络舆情传播特征分析

首先将网络媒体按照信息来源方和信息接收方的区别,进行细分为新闻类、论坛式和社会性网络媒体;进而结合几个舆情热点事件的实例,对不同类别网络媒体在报道显著性,时序变化上的差异进行了量化分析对比,特别针对论坛式媒体传播报道数量特征分析,发现不同论坛传播量随时间变化的相似性与论坛作者发表量上的不平等特征。     

论自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近年来,政府公信力频频受到来自各方力量的影响,而自媒体在信息传播和舆情表达上表现出的惊人爆发力,对政府公信力的维护形成了严峻的考验。自媒体对提升政府公信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鉴于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笔者通过对自媒体传播特性的分析,着重探讨了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带来的挑战和促进作用,并提出自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路径：增强行政透明度;建立即时、有效的多向、多渠道的沟通机制;主动适应并有效运用自媒体;对自媒体舆情加以理性规制和引导;完善法律法规以规范自媒体行为;传统媒体要加强自媒体运用,构建正确的舆论氛围,增强媒体公信力。     

“公共领域”与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

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中发展出“公共领域”概念,以其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心,并用生活世界殖民化、市民社会、交往理性等理论回应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向;传媒批判理论主要着力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消费文化批判,其基础的错位导致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形成紧张,而且对传媒行为的研究很乏力;而“公共领域”理论却为传媒批判理论注入了从批判到建设的新内涵,促成了传媒批判理论从破到立的转向,交往理性成为传媒批判新的追求。     

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综述:“传统媒体”框架的失灵与“社交媒体”框架的缺失

媒体通过对政策渐进式的影响,不断促进社会形态的嬗变。面对变革,我国学界还未能从“传统媒体”的框架中摆脱“路径依赖”,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处于行政隶属地位,使得其他利益诉求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发声;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又进一步分化了“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运动式”的媒介公共政策动员手段导致意见的撕裂,地方“传统媒体”一片叫好,“社交媒体”不乏争议。这是因为我国还未形成系统的“社交媒体”的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未能给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足够的社交媒体治理经验,缺乏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从“问题产生”到“效果评估”各阶段影响方式和作用的详尽分析,未建立起与社交媒体对应的政策过程传播管理框架,社交媒体的管理仍停留在“消极管理”阶段,缺少“积极管理”机制。文章试从传播学、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出发,利用框架分析与对比研究的方法,综述当前“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存在的差异因素、国内“传统媒体”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框架失灵的原因以及“社交媒体”框架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的缺失。     

科技类博物馆的科技传播:理念更新与能力提升

科技类博物馆的科技传播拥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具有非常突出的传播优势,在社会的科技传播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认为,当代科技类博物馆需要从以博物馆为中心、以展品为中心、以学科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模式,转向强调服务公众、科学素质、互动体验、综合效果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模式,发挥科技类博物馆的传播优势,采取“整合传播”方案,强化传播策略的应用,增强科技类博物馆的公众吸引力和影响力。     

从传受双方的博弈看网络广告的发展方向

长期以来网络广告的传播者以一种传者中心主义的思想来传播广告,不顾受众的接受意愿如何、接受效果如何,甚至于用技术强迫受众关注其广告;另一方面,受众本能地不愿接受广告,而网络广告的虚假与强制性,又加重了这种排斥情绪。在传受双方的这场博弈中,谁都不能不顾对方而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有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采用对双方都有益的方式才是最好的出路。因此网络广告的传者迫切需要改变观念,形成以受众为中心的广告传播新思维,依据受众的需求来制定网络广告传播策略,培养受众对于网络广告的关注兴趣,这才是网络广告发展的正确方向。     

公共协商视阈中的公共治理运作机制研究

自公共治理理论提出以来,公共行政学界对于"什么是治理"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歧。因为学界无法在"什么是治理"这一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进一步导致了对"如何进行治理或治理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在制度层面的研究更少,如果不解决治理本身如何进行运作这个问题,那么治理只能停留在设想甚至是理论层面。根据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可以认为公共治理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因此,公共治理的各主体应以公共协商为基础,增进理解、达成共识,建立起一种公共治理的网络式合作机制,以达到公共治理的目标。     

功能对等与交际翻译之交汇点:交际对等

交际对等,其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和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基础之上的。通过对中国介绍和评论功能对等和交际翻译理论的文章进行分析,可见这两种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发现两种理论必然会产生交汇点:即交际对等的概念。该概念有其自身的特点及应用范围,并可以在口译领域得到十分重要的应用。     

论公示语生态翻译补偿

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指导,依据"三维转换"的观点,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探讨公示语翻译补偿中的语言补偿、文化补偿和交际补偿,可以弥补和减少公示语译文的语义、文化信息、交际意图及功能的损失。公示语的三维翻译补偿共同作用并服务于译文质量的提升以求实现最佳有效交际。     

兰州市洒水治污政策变迁路径与动力研究——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兰州市洒水车治污政策为研究案例,应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研究地方政府具体环保政策的变迁问题。分析发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公众舆论压力、媒介压力、专家压力以及领导变更等五类8个解释变量可以作为案例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中央媒介压力是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按照不同的驱动因素组合,兰州洒水治污政策变迁有4种演进路径,其中,最短路径是“中央媒介压力且网络媒介压力”与“领导批示且中央媒介压力”。此外,在本政策案例中,领导批示不但没有促成政策变迁,甚至不构成变迁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是“门户网站留言板”均非政策变迁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未能彰显公民参与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权力扩大,公众并没有实质拥有建构权,也未能成为建构主体,仅依赖互动平台的构建是无法打破原有的政策问题建构秩序的,因而也不能促使政策变迁彰显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