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句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句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训诂在《四书集注》中的运用

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别作了注释,对《大学》还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称为《四子》。《大学》、《中庸》的注释基本上是朱熹写的,较少引用别人的话,因此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诸家说法较多,称为“集注”。后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篡辑的。这个巧伪人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与《五经》相提并论成为儒家的经典,并将他把孔孟之道加工为“理学”的毒汁,灌注其中,作章句和集注,编成《四书集注》。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解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成功之作——读《大学直解·中庸直解》

提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典籍 ,人们自然会想到《四书》、《大学》和《中庸》。《大学》是儒家最全面、最系统地阐述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篇政治论文 ,而《中庸》则是儒家学说中第一部最精密的哲学论文 ,是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 ,宋代程颢、程颐将二者摘出 ,整理编次 ,与《论语》、《孟子》并列。二程认为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而《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是儒家道德的传文。其后朱熹祖述二程之说 ,将二书辑为定本 ,与《论》、《孟》放在一起 ,正式称为《四书》,并撰作《四书章句集注》。…     

“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宋明理学四书学与道统观

在经历了先秦至唐,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散性的关注后,宋明理学逐渐构建起了四书学体系。宋明理学四书学目的就是为了与儒家道统谱系相对应,实现对道统的体认,就是为了充分挖掘《四书》原典中的思想资源使道统解释更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就是立一内圣外王之道统,最终以确立宋儒继承道统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对《宋元学案》中陈澔传略的一些订正

陈澔是元代的理学家,著有《礼记集说》。陈澔的礼记集说和朱熹的四书集注,曾经是明清两代各类学校的“御定课本”,也是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①,影响是相当大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宋代《四书》文献著者的地域分布初探

儒学发展至两宋时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影响日趋重要,并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而最终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从而在儒家经学及传统学术中占有显要地位。因宋人有关四书注解的著述卷帙繁多,著者人数甚众,其社会、政治、学术情况也复杂多样,为此,文章将就宋朝《四书》类文献的著者情况,如人数、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作一探析。     

宋代四书学产生的历史动因

<四书章句集注>是继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儒家单经的群集.朱熹有适别地运用章句和集注两种诠释书体对<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通加注释,内在地建构起了以四书本文为诠释对象、章句集注为诠释本体的四书系统.<四书章句集注>的行世导发了以四书本文、<四书章句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宋代四书学热潮.促使儒学思想史上这一盛事在宋代发皇的社会历史动因是贫弱的社会对士大夫觉悟意识起了激发作用,需求文治的社会营造了宽松的学术文化氛围,佛道二家思想的激促与宋代儒家的自我警醒.     

朱熹《论语集注》手稿的涂抹与成书过程

朱熹《论语集注》的成书建立在《语孟精义》及更早的《论语要义》基础之上,而后者无论内容还是主旨都受其外兄丘义所编纂的《论语集训》影响颇大。束景南认为《四书集注》的首次合刻始于淳熙九年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并谓之"宝婺刻本",且认为詹仪之在德庆印刻的《四书集注》为翻刻宝婺本。但所谓的宝婺本《四书集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詹仪之所刊既非翻刻宝婺本,亦非《四书集注》合刊,其中《论语集注》则是初次刊行,且并非朱熹之本意。此后,朱熹仍在对此书反复修改。存世的《论语集注》手稿残卷中涂抹处甚多,通过对相关涂抹文字的识别,可以窥见前后修改本内容差异及修改意图。     

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家著作——读李贽的《四书评》

李贽,是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反动孔学严密统治的政治思想界里冲杀出来的一位杰出的进步思想家。《四书评》是李贽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敢于公开批“四书”的战斗作品。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集中宣扬孔孟之道的四部黑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奉为“圣经”,强迫人民信奉。宋代反动理学家朱熹,为了维护官僚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把这四部书汇编成套,加以注释。此后各代反动统治者就只准人们按照朱熹的调子和框框,对“四书”注、解、疏、释,而不许进行评论。李贽却一反儒家传统,与孔孟之道“作对     

论朱熹的法律思想

<正>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有影响的法律思想家。其著作极为丰富,主要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诗集传》、《楚辞集注》、《四书章白集注》、《周易本义》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是封建统治者规定的必读教科书,使用达八百多年之久,影响极大。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他说:“理也者,形     

"四书"概念的形成与儒家心性论的彰显

"四书"是直到宋代才出现的概念,"四书"概念的形成过程与"四书"所代表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是不同时期儒家人士批判、吸收、消融佛老思想的过程,更是儒家心性论的彰显、发展、完善及繁荣的过程。     

论朱熹的解经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平生重视对儒家经籍、元典的解读,以“经义”释己见,认为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将“经学”形式与理学内容相结合,不仅能重构一个完备的儒家“道统”体系,在儒、释、道三教斗争中,与异教相抗衡:同时在依经明理中,通过“圣学”形式,给自己思想披上经典外衣,更便于合法化地为大众接受。因此,朱熹一生,在构建理学体系的同时,还不断地从事对五经六典的解读、训诂、释义,其涉猎范围之广,几乎遍及诸经。他的理学思想大都通过对经籍的释义而阐发,尤其是对《四书》的解释,几乎毕其半生精力。所以,《宋史》称道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尽其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朱熹一生著述颇丰,所著书有:《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所编次书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     

《中庸》批注(选刊)

《中庸》是一部儒家的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著作,传说是孔丘的孙子孔伋(字子思)所作,它较系统地记述了儒家有关“中庸之道”的说教。西汉时收入《礼记》一书,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把它同《大学》、《论语》和《孟子》一起作了注解,合编为《四书集注》。以后它就被历代反动统治者奉为孔孟之道的经典。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把《中庸》当作培养自己的奴才的教科书,当作欺骗和毒害人民群众的反动思想武器。朱熹就说过,只要熟读《中庸》,“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独夫民贼蒋介石大力吹捧《中庸》是什么“最精微正确的人生哲学”。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叫嚷什么“中庸之道……合理”。事实说明,《中庸》这部反动哲学著作,是历代尊孔派反对革命,反对社会变革的一个思想武器,我们一定要把它彻底摧毁。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校中文系汉语专业工农兵学员和教师,到广州铁路分局,实行开门办学,和工人同志一起批林批孔,同时对《中庸》进行了注释、翻译和批判。这里发表的是他们对《中庸》批注的一部分,供读者在开展革命大批判时参考。我们要通过批判“中庸之道”,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冲破阻力,深揭狠批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复辟的罪行,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南宋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最初从众的参与心理逐渐转变为一种矛盾的怀疑态度;二是自书院讲学开始,由对科举的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其进行不断地批评甚至抨击;三是在其晚年的思想成熟时期,在认真批判科举制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至于朱熹离世百余年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消极影响,既是他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也是与他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