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理趣漫论

对于宋诗,明清时即有以其“主理”而发的微辞。如明人李梦阳说:“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空同集·缶音序》)清初吴乔又说:“唐诗主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人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围炉诗话》卷二)然而,诗歌与理并非完全背驰的。就是上述李梦阳之语,不是也承认“诗何尝无理”么?他是不要“专作理语”罢了;清人沈德潜也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说诗啐语》六十三)宋诗中确乎有直接说理与不带情韵的议论者,缺乏诗的意境,无疑不足取。但宋诗中含“理”的篇什更有不少是富于“理趣”的,这“理趣”是宋诗研究中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课题。     

新时期何景明研究综述

何景明是河南信阳人,明代文坛前七子领袖人物之一,与李梦阳共同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对当时及后世诗坛产生较大影响。关于何景明的研究肇始于明代李开元,明末至近代较为兴盛,20世纪初较冷寂,新中国成立之后,学界有所关注,且有慢慢扩大之势。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有关何景明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总体观之,新时期对何景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生平事迹与著述论考,主要涉及生平事迹、创作情况、交游、遗迹、著述版本、逸文等方面,其中付开沛的《何大复年谱》、阳海青的《何景明著述版刻述略》等文影响较大。二是关于"李、何之争"的讨论,"李、何之争"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李、何之争既关系到对二人的评价问题,又牵涉如何认识"前七子"这个文学流派的问题,对李、何之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争的时间与论争的焦点。傅瑛的《李梦阳与何景明论争时间初探》,郭平安、高益荣的《论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等文受学界重视。三是作品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任访秋的《何景明简论》、刘国盈的《论何景明的文艺思想》等文较为系统、全面、深刻。四是对复古理论的评价,李、何文学主张与论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复古,在复古问题上他们有同有异。郭豫衡的《"前七子"的"复古"与何景明的文风》、金荣权的《何景明的复古理论与文学思想》等文具有代表性。五是综合研究,新时期以来,关于何景明研究视域越来越宽广和深入,有研究专著,有博硕论文,有李、何对比研究,有何景明纵横向比较研究等,其中姚学贤、金荣权的《何景明评传》、饶龙隼的《李何论衡》等著文质量较高。     

吾谨生平三事考略?

吾谨是明中期浙江著名文人,与何景明、郑善夫等友善,曾因诗学观不同与李梦阳书信论难,然其生平有多事不明。据郑善夫《少谷集》中《赠吾谨五首》,《祭吾惟可文》等诗文,结合二人吴中相会的时间,确定其生于成化十九年(1483),卒于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终年37岁。经过对吾谨《与李空同论文书》与李梦阳《答吾谨书》的论述内容比对,李梦阳《空同集》中《与吴谨书》应为《与吾谨书》。根据吾谨《与李空同论文书》中"童子归,能道执事峻行清德,听之毛骨飒然增凉"等判断:李、吾之争发生在正德八年(1513)八月至正德九年(1514)二月间。     

王夫之的理欲观及其现代启示

如何看待"理"、"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王夫之从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出发,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所阐述的"理寓于欲中"、"理欲合一"和"天理与人欲均衡发展"等观点,不仅开创了理欲学说的新范畴和新境界,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启迪意义。     

李光地对程朱理学的承袭与拓展

李光地是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同样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他批评了理学和心学的后学们以及主张气论者的理论,提出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汲取诸家之长,构筑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即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人格化,将"理","性"经验化,将"欲"合理化。他以"天理之生意"、"心性之博爱"、"人欲之非恶"等三个层次的思想结构把程朱理学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诠释方向既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容纳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由此构成新的理学思想,则为儒学生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对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的肯定颇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截然对立,那种以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其大加挞伐的言论是十分片面的。进而言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不存在理论上的不可能性。     

对程颐和苏轼争论的哲学分析

儒、道冲突的实质是秩序观点和自由观点的冲突,从宋代开始,表现为理学和反理学的争论.程颐和苏轼的争论是理学和反理学争论的早期表现,他们的分歧涉及理与欲的关系问题.理学家天理和人欲的观点是程颐和苏轼争论的背景.     

明代文艺启蒙的三次冲击波

中国的文艺启蒙,始于16世纪初的明代中叶.自此而迄于17世纪中期,形成了三次强有力的冲击波.第一波以祝允明、唐寅等"吴中四才子"和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为代表,反对程朱理学之"理"对文艺创作之"情"的束缚,凸显了文艺创作的"情感-审美"特质;第二波以归有光、徐渭等人为代表,标举"天下之至情",凸显了"真我为体,觉灵为用"的创作主体意识;第三波以李贽、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人为代表,以"童心说"的新理性主义文艺思想为旗帜,凸显了"人即是诗,诗即是人"这一文艺启蒙的本质特征和灵魂.文艺启蒙极大地解放了作家的思想和创造力,使晚明文坛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二程理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二程在自己体会的基础上,借鉴了《内经》及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的观点,对"天理"进行系统论述,创建了"天理"学说。二程以"理"论、"心性"论、"仁"论等理学思想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医学有关方面进行研究———以"理"论为哲学思想,研究养生、脉象、药理;以"心性"论为哲学思想,探讨心理健康;以"仁"论为哲学思想,对天地和人体生理、病理等方面进行研究。理学思想与中医学思想二者关系密切,理学思想为探讨医学知识提供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医学思想体现理学思想,并为理学发展升华奠定基础;其理学、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产生影响。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论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

对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的文艺现象进行了反思.李何之争是李梦阳文艺思想的主要表现之一.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历史对于李梦阳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李梦阳的文艺思想有三个特点.(1)李梦阳在探讨何者为文艺"法式"的问题上,主张学习古文的结构规律,他不仅强调"文必有法式",主张文学创作要学习古典法式,而且还重视法式的灵活运用.李梦阳认为艺术创作要"应诸心",他这样认识文学创作是具有真理性的.(2)李梦阳把写字与作文做比类,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这样并没有什么错误.任何一个人,绝对不会主张文学创作要搞"模拟剽窃"的.后代文人把李梦阳关于写字与作文作比类的思想,认定为文学创作模拟理论,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3)李梦阳偏好雄浑深厚的文学风格.在争论中,他不仅反对何景明偏好清俊响亮的风格,指责何景明的主张是"同室操戈".这些思想不免有些狭隘偏激之乖.     

论李梦阳的诗歌创作论

李梦阳的诗歌创作理论是李梦阳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梦阳的诗歌创作理论主要有四点：（1）重视＂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主导作用;（2）认为生活实践是诗歌创作感情产生的前提;（3）主张诗歌是作者主观思想与客观世界相交往的产物;（4）重视中国传统诗歌比兴手法的运用。李梦阳既把情感与生活实践确定为诗歌创作的基础,也把它确定为诗歌创作的根本法则,而且由此建立了＂情会说＂之创作心理论。李梦阳不仅重视诗歌主题思想产生途径之生活实践,还重视传统的诗歌主题思想表现之比兴手法。李梦阳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是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意义的诗歌创作论,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李商隐《九日》之献疑

李商隐的《九日》及其本事,让历代小说家、诗话家拿来说事,不断演绎生发。然而,此诗包括本事,则疑点甚多,不仅出处可疑,且内容不合常情,不谐诗理,甚至口吻失当,语意悖乱,怎么读怎么不像出自李商隐之手笔,倒像是令狐楚生前挚友刘禹锡之所作。     

论李梦阳、何景明论争的文体学意义

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发起复古运动十余年后，二人之间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它主要涉及了诗法和文体风格两个方面，但其落脚点在文体风格上面。这次争论充分暴露了他们所继承和发展的“格调说”的先天不足，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对古诗传统认识的粗糙和分歧。     

性情正还得性情真——论朱鹤龄的诗学理论

朱鹤龄论诗的思想内容,要求诗＂上之补裨风化,下之陶写性情＂,主张性情正;又倡导性情真：诗必须真实地表达思想感情,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在此基础上,其卓有见识地强调人品正：只有高尚正直的人品,才能表达出正且真的性情。他论诗的艺术风格,提倡转益多师、风格多样化,主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朱氏在诗学上识解宏通,许多观点与后来的诗论大家叶燮相通,发《原诗》理论的先声。其为艳体诗的论辩,与沈德潜、薛雪的保守落后比,进步观点尤为难能可贵。     

朝鲜诗家李睟光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朝鲜李睟光的诗学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国诗学的理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其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睟光的摘句批评和中国诗家的摘句批评共同构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歌批评方式。     

宋代诗论中的“鬼诗”与“鬼语”

在宋代诗学批评中,“鬼诗”“鬼语”成为常用术语。诗歌内容摹写幽冥世界、诗风凄艳幽冷且空幻飘逸、情感基调以悲为美是宋代文人对“鬼诗”基本内涵的确认。以“鬼”论诗强调诗境的清迈出尘、诗人的妙手灵心,多为正面评价。以“鬼”论诗的流行受宋代谈鬼的社会风尚及传统诗学神秘化思维的影响较大,也与宋人对李贺的阐释和接受有关。     

《诗经》与先秦酒文化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著述。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对文学艺术、医疗卫生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影响和作用。同时,酒被称为＂百礼之首＂,也出现在大量的诗、词、赋中。《诗经》是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其中的雅、颂两大部分中有大量的与酒相关的诗句,从这些酒诗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酒文化特点。     

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

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没有进行词体革命,这不仅表现为创作的贫乏,更表现为理论的缺失。而梁启超前期以"雅化"的标准推尊词体,也许是他没有进行词体革命的内在因素。胡适提出"白话词"理论,应该为现代文学史上词体的第一次革命,但还只是文学革命的附庸。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运动,是"诗界革命"以来第一次以词为主体的革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丰收;但因为未能领会诗界革命"新意境"的内涵,从而脱离了时代。李冰若和卢冀野之"旧辞新境"的改革,取得了理论和创作的成功,是最接近梁启超"诗界革命"精神的一次词体革命。词体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经过了三代学人的传递,呈现出不同的词体定位意识,导致各家理论无法调和,很难创造出各种要素完美结合的新词体。但词体革命在语言、格律、意境、风格等方面的探索,对当代词坛具有重要的启示。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