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与共同犯罪

本文在评析职务犯罪中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共同犯罪定性说基础上，论述了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查明在犯罪过程中是否利用职务之便等问题。作者主张，在职务犯罪中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共同犯罪的定性根据三种情况分别进行；（一）非公职人员与公职人员为职务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如果前者利用了后者的职务之便，则两者都定职务犯罪，否则分别定罪；（二）非公职人员教唆、帮助公职人员实施职务犯罪，两者均按职务犯罪定性；（三）公职人员教唆、帮助非公职人员实施职务犯罪，如果后者利用了前者的职务之便，则前者是职务犯罪间接正犯，后者是职务犯罪从犯，否则，两者都是普遍犯罪。     

论职务犯罪与共同犯罪

本文在评析职务犯罪中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共同犯罪定性说基础上,论述了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查明在犯罪过程中是否利用职务之便等问题。作者主张,在职务犯罪中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共同犯罪的定性根据三种情况分别进行:(一)非公职人员与公职人员为职务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如果前者利用了后者的职务之便,则两者都定职务犯罪,否则分别定罪;(二)非公职人员教唆、帮助公职人员实施职务犯罪,两者均按职务犯罪定性;(三)公职人员教唆、帮助非公职人员实施职务犯罪,如果后者利用了前者的职务之便,则前者是职务犯罪间接正犯,后者是职务犯罪从犯,否则,两者都是普遍犯罪。     

职务犯罪的政治学思考

职务犯罪是公职人员对自己所担当职务的严重亵渎，是一种以职务为前提的身份犯罪。它在现阶段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关，也是个人中心主义不断膨胀的结果。职务犯罪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引发合法性危机，破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论我国刑法中职务犯罪的立法完善

目前,少数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从事的犯罪活动日愈突出。它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深恶痛绝。产生这类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从法律角度看,职务犯罪立法上的不完善不能不说是这类犯罪得以滋生和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加强刑事立法对各种职务犯罪进行有效遏制,充分、切实的发挥刑事法律在国家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有必要对我国职务犯罪的现行立法进行一次全面的反思。因篇幅所限,我们只能从宏观的角度对职务犯罪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作一扼要阐述。     

浅析渎职罪的刑罚

渎职罪是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犯罪意图的主观恶性比其他职务犯罪更加严重,目前,"徇私"类渎职犯罪的刑罚种类单一,缺乏对徇私犯罪内容的刑罚制裁手段,刑法对职务犯罪的刑罚态度前后矛盾,应当统一明确为从重处罚的量刑原则,刑法对渎职犯罪的刑罚态度前后混乱,实际采取轻重不一、总体从轻的量刑原则。     

监察调查双轨制视域下证据规则的界分与衔接

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混同适用证据规则,造成法理上的冲突矛盾,也导致反腐败资源浪费及权利保障不足。监察调查双轨制是证据规则界分与衔接的基础,职务违法应采取“高度盖然性”和“真实确信标准”的多元化证明标准,职务犯罪应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这两类案件应适用差异化的取证手段,并以性质要件、对象要件作为差异化适用的主要标准。针对“违法-犯罪”案件转向中职务违法证据与职务犯罪证据的衔接,应遵循实物证据可以转化、言词证据重新制作的规则。     

村级职务犯罪刑事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村级自治权力结构表现出经济改革驱动、党的统一领导、与政府关联密切等特征,其中发生的腐败现象也具有复杂性.因此采取广义视角即包括国家公务和非国家公务的职务概念研究村级职务犯罪.村级职务犯罪刑事规制的困境包括:职务认定和罪名定性存在模糊和混乱、本罪及关联犯罪的规制存在空白和漏洞、刑事处理中存在相对失衡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村级职务犯罪刑事规制的协调统一原则、惩罚和预防并重原则以及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与实现程序法治原则.完善村级职务犯罪刑事规制的对策包括:进一步规范对村级职务犯罪的司法适用;完善刑事立法及相关罪刑体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等.     

建设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系统的几点思考

职务犯罪不同于普通的刑事犯罪，具有犯罪主体特殊性、作案手段隐蔽性、犯罪双方互利性等特点，决定了职务犯罪不易被发现，即使有相关举报也因不够具体难以成案，查办职务犯罪更加需要情报信息作为支撑。建立情报信息系统，依托信息化引导侦查，可以提升发现、查证、指控犯罪的能力，确保依法、及时、准确和规范地打击职务犯罪。     

对新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识

根据修订后的新刑法第九十三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有关规定 ,结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国家机关人员应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国家工作人员两部分 ,其本质特征就在于“从事公务” ,因此 ,“利用职务之便”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客观构成的本质要件 ,也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的根本区别所在。     

职务犯罪成因的深层次剖析

犯罪成因是犯罪研究的重心所在。当前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职务犯罪成因学说包括权力寻租说?市场经济诱因说?人性成因说以及法律制度欠缺说,这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但都不够系统全面。本文运用纵向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通过梳理职务犯罪发生的过程,查找到其深层次的原因是过度集中的权力对稀缺资源的配置。这种本质的原因只是为公职人员进行犯罪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要完成从犯罪动机到犯罪行为的转化,还需要审查和判断各种犯罪机会。对于职务犯罪成因的分析应当是立足于社会个体的人,因此还有必要对诱发职务犯罪的心理及其变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剖析。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职务犯罪中监察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 ——以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机制为视角

目前,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监察法》对监察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规范化、法治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司法实务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监、检、法在程序对接与转化层面衔接不畅,职务犯罪案件处置中监察与司法部门之间未形成科学的衔接与转化,监察措施适用环节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之处。由此,应进一步畅通监察与刑诉程序的衔接,为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与科学化构建刑事司法路径,促进其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良好互动与相互制约,以规范监察机关权力运行程序机制。宏观制度设计方面,监察程序中应恪守程序正义与分离原则,在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大格局的基础上理顺监察与司法机关权力配置。微观机制运行层面,推行职务犯罪分流处置与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留置程序运用,在调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等各阶段中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构建职务犯罪案件智能管理平台等方式,构建合理的监督制约模式。     

我国实行犯过度行为理论的构建与适用

组织犯对于实行犯超出共同犯罪计划的犯罪行为“能够预见”的,就应当对这些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共同实行犯中有人实施了超出共谋范围的罪行,如果其他实行犯当时不在场仅事后对这种行为予以认可,其他实行犯不应对该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其他实行犯在场但未采取任何阻止行动,其他实行犯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则要具体分析。认定教唆犯与实行犯过度行为的关系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判断。     

论渎职罪的罪过形式

关于渎职罪的罪过形式,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学说:单一罪过说、复合罪过说、混合罪过说和模糊罪过说等.本文对上述各说进行了概述和评析,进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应采取单一罪过说的立场,即:刑法分则渎职罪章所规定的个罪的罪过形式是单一的,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且多数为故意,少数为过失;其中,滥用职权型(包括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是故意犯罪,玩忽职守型渎职犯罪是过失犯罪.     

传统刑法行为理论的批判与重构:控制行为论之提倡

刑法行为理论发展至今,主要形成自然行为论、社会行为论、目的行为论及人格行为论。这些行为学说不乏合理元素,但亦充斥着纰漏与弊窦,难以自圆其说,故以人类劳动样态为出发点,缔造控制行为论,该行为理论能够对不作为犯罪与过失犯罪进行有效统摄,亦能涵摄罪前罪后情节,从而使行为的概念具有了统一性的功能。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刑法中“组织、领导”行为类型探究

组织、领导行为作为我国刑法所规范涉罪行为类型中少有的集实行性与非实行性于一身的特殊行为样态,不 仅关系着总则中特殊共犯类型主体的身份界定、刑事责任承担,更是决定着分则中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其丰富的内 涵及复杂多变的存在状态须得到系统关注。通过对我国刑法分则452 个罪名的整合梳理,在尚不涵盖评价聚众犯罪 中首要分子行为手段的前提下,单以组织、领导特定行为为模式的成罪罪名即达十几项之多,基础行为概念已然不能 满足对上述所规范组织、领导行为的认知,具体行为内涵应作更为清晰、深刻的区分阐释。组织、领导行为的独立归罪 颠覆了其身居幕后的“传统”属性,因此立法的选择使我们必须尤为注意成罪的正当根据,即在把握入罪同异规律的同 时考量国家阶段性刑事政策精神的变迁进程。实践中应正视双罚组织、领导行为入罪评价的必要性,合理丈量人权保 障的基点,避免刑罚过剩。     

结构功能:黑社会犯罪与我国刑法配置分析

黑社会犯罪是一种以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为动因的特殊集团犯罪,它以犯罪动因为核心,构筑了犯罪动因、犯罪行为、犯罪安全保护三层级的犯罪结构模式。因此,要控制这种危害性极大的社会犯罪,就必须构筑起以抑制犯罪动因为核心的刑法结构功能体系。我国刑事立法已按照社会控制与犯罪对应的要求,建构了自己的结构体系而与黑社会犯罪形成了刺激与反应的互动关系,但这个结构体系尚存在着不完善之处,因此有必要对这个结构体系进行整合。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探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增设的意义主要在于适应打击当前贿赂犯罪以及诉讼证明的现实需要。“利用影响力”既是本罪的本质特征,也是理解本罪客观行为结构的重点。同时,“关系密切人”是理解和认定本罪行为主体的关键。此外,在界定本罪中相关人员刑事责任问题上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刑法应当取消著作权犯罪的"营利目的"要件

我国刑法将“以营利为目的”设置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归责条件,存在着立法指导思想偏颇,刑法条款之间、刑法与行政法规之间矛盾,司法补救功能无从发挥等系列问题。侵犯著作权犯罪不要求具备营利目的,已成为国际领域的立法趋势,也是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最低义务。但在具体修改时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使我们的刑法立法更加科学、合理、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