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新诗美学思想初探

七十年新诗发展的历史,从草创到成熟,到新的崛起,经验和教训同样引人注目。艾青的道路,终于到达了中国现代新诗成熟的顶点。为“人民诗人”,为“泰斗”,艾青的新诗创作实绩继郭沫若而起成为又一座高峰,艾青的新诗美学思想作为他创作的指导,其探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1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成熟期的突出代表,艾青的诗以其伟大的艺术成就,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开拓了一条道路。艾青的创作生涯,从大堰河时期到唱“归来的歌”,继续了半个世纪。其间关于新诗的理论探讨。辑有一部《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四十年代出版的《诗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后期一些理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开放的现实主义──评艾青30年代的诗

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一文中,艾青林现代诗派“是以《现代》杂志为中心发表新诗的一群”,其实他本人正是这“一群”中的一位。艾青不是那种以写作数量取胜的诗人,支撑起他艺术生命的是响响当当的诗作本身。他是中华民族忠诚的儿子,立足于中国大地,用从欧罗巴带回的“芦笛”,吹奏出了刀年代中华民族风雨与愁云交错的心曲,创造了一种东方美与西方美结合的艺术风格,因此与臧克家、田间一道,成为30年代诗坛的骄傲,成为继郭沫若之后新诗艺术的集大成者。一、忧郁的“时代诗情”宁可失败于艺术也不失败于思想的艾青,受“最伟大的诗人,…     

郭沫若时代及其诗美觉悟

1919～1932年是新诗四时代链条上的郭沫若时代,郭沫若、闻一多是其标识诗人.这一时代的诗美创制表明了新诗从"真"到"美"的觉悟历程.     

戴望舒时代的先行者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派诗人,是戴望舒时代的先行者,他们的象征主义诗艺引入和诗学探索,丰富了新诗的艺术表现和艺术品格,推进了现代新诗的发展。     

新诗四时代论纲(下)

新诗四时代论纲（下）汪东发收稿日期：１９９８—０２—０６戴望舒时代戴望舒时代的大致时段是１９２５—１９２８—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左右，这是现代新诗的整合期、掘进期。尽管这个时代的标志诗人戴望舒及先行者李金发的新诗创作早在２０年代初就开始了，但我们确认...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对艾青诗歌内在灵魂的探究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领唱人。当中国式的现代派诗人在中西交融的理想旗帜下折回到诗歌创作的“纯诗”之路时,同样接受西方文化的艾青则开创了一条将时代情绪、民族传统、西方现代诗艺与个人气质相融合的艺术之路,正是这种融合奠定了他诗歌的内在灵魂。本文从艾青继承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和他自觉运用西方现代诗艺为表现手法出发,探讨艾青诗歌内在的精神之魂。     

艾青与戴望舒诗人相惜

正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时间,恰好是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的次月。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吃了闭门羹,他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见到名片后,按地址回访了戴望舒。两人一见如故,从那以后,艾青开始源源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在阳光与阴影之间——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新诗传统

在新诗传统的河流里始终起伏着“阳光派”与“阴影派”两脉.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阳光派”传统密切相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的审美风格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从郭沫若、艾青到贺敬之、郭小川,他们对政治抒情诗和新诗传统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在阳光和阴影的交错与融合中流变的政治抒情诗,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样本.     

艾青戴望舒审美意识比较

比较是一种鉴別。曾有人以戴望舒等人的创作为例,断言,远离时代、潜心于自我感受的诗人对诗歌艺术贡献最大。但是,如果比较戴望舒和与他几乎同时的艾青的创作,就可以看出,刘现实审美把握的深浅与艺术独创性的大小是成正比的,一个诗人创作的美学价值又与这种独创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我们恰好选中了艾青与戴望舒呢?因为在这两位诗人之间,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微妙的对应和相似,这种对应和相似既是他们互相联系的契机,又是我们观察他们之间差异的重要角度。     

出入于“象征的森林”李金发与艾青诗歌比较论

李金发与艾青是新诗史上著名的“绘画诗人”。他们先后步入“彩色的欧罗巴”,为法国象征派艺术滋润艺术彩笔,起始倾心于西欧现代派艺术而为中国现代诗歌寻路问津。这两位诗人在后来的创作道路上,却不约而同的从早期的“象征的森林”走出,转而彻底的现实主义化。从对这两位诗人艺术创作道路的渊源及其发展变化的考察中,认识他们成功的创造与探索的迷失,对于我们当代新诗的发展是有镜鉴意义的。     

浅谈“象征”在戴望舒诗歌中的作用

浅谈“象征”在戴望舒诗歌中的作用何俊杰戴望舒是三十年代中国诗坛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曾开一代诗风，对新诗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其主要成就在于将欧洲象征派为主的诗歌艺术同中国的传说诗歌技艺与“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体新诗的表现方法熔为一炉，从而创造出既有民族...     

精深的冯至与博大的艾青——中国现代诗两大家叙论

文章探讨了冯至与艾青现代时期的诗歌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认为冯至和艾青在抗战时期以其或精深或博大的创作使中国新诗臻于成熟的现代诗。冯至从20世纪20年代的青春抒情到40年代的存在沉思皆独步一时,对中国诗歌的“言志”传统作出了现代性的拓展。尤其是《十四行集》完美地融合了深刻的沉思和精湛的艺术,将中国现代诗的水准提升到可与伟大的中外诗歌经典相比美的境界。艾青在抗战爆发前后十年间的创作成功塑造了一个诗的“现代中国”的总体形象,这是百年来中华民族从深重的危机中艰难崛起、通过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诗歌中的创造性表现,虽不是史诗而胜似史诗,允称杜甫之后中国诗歌的又一丰碑。     

情之魅：内在的音乐精神——论戴望舒中期诗歌的音乐性

戴望舒在写出《雨巷》以后,开始了对新诗音乐性的背叛,因为现代新诗格律要求严重束缚了现代人的情感表达,他主张诗歌“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然而他的诗歌创作并没有抛弃音乐性,他将外在的音乐消解转化成内在的音乐精神,体现出戴望舒对新诗音乐性的现代性追求,为新诗发展树立了新的界碑.     

简论中国现代新诗创作中抒情形象与心象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新诗历史上,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象一堵壁,横立在我们面前——成功的和失败的诗人诗作一样地俯拾皆是:郭沫若坦呈着迷狂的心浪直抒胸臆,为“五四”新诗发现了自我和世界,他以后无数的自语者和狂妄者却在自我和世界中变成了迷途的羔羊;戴望舒诗歌的象征品格倾倒过相当多的读者,而步其后尘的伪象征派诗人诗作却让读者备偿生涩之苦而一无所     

噪音诗学的追求:从胡适到夏宇

新诗(现代汉诗)与古典诗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不拘于固定的格律,从此角度观之,我们或可称新诗为"噪音"。噪音标志的既是反叛也是创新,同时,它也是新诗从开始至今的一个屡屡出现的母题。本文讨论新诗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从萌芽期的胡适和郭沫若,到中期的戴望舒和纪弦,到当代的夏宇。在他们的个别作品里,噪音不但是诗的中心主题,更代表了新诗创造力的不断扩大。     

“新与旧的适应”——重识戴望舒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对中国传统诗词有益资源的择取和现代西方诗艺的吸纳,创作了独具个人艺术特色的象征主义诗歌,给当时的中国诗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不仅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已成的秩序”,向“理想秩序”又迈进了一步,而且还丰富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     

《女神》中“大我”的双重时代诉求

《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在《女神》中,郭沫若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抒情主人公——"大我"。这个"大我"一方面追求个性的解放与自由,反对封建的束缚与压制,追求立人这一时代主题,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的启蒙与改造,追求民族的新生,参与到立国的时代浪潮中去,实现了立人与立国的完美结合。"大我"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重要的艺术价值。     

艾青田间创作道路之比较

艾青和田间,都是三十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并同时成为抗战前夕崛起于中国诗坛的新星的。半个世纪来,他们的创作对新诗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在艺术探索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新诗的发展上也很有代表性。本文,只想就他俩的创作道路,特别是建国后的创作情况,作一简单的比较,以便从中发现一点对新诗创作有益的东西。大家知道,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我们文学的河床里,虽然主流还是现实主义的,却也奔涌着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逆流;在我们诗坛上,虽然还震响着郭沫若、蒋光慈、殷夫等人的战歌,却也飘散着徐志摩、戴望舒等人哼出的靡靡之音。但也就在这个时候,首先是艾青,接着是田间,同时还有“农民诗人”臧克家,继承了革命新诗的战斗传统,各自以其健康而清新的歌声,走上了中国的诗坛。这三位年轻的诗人,虽然在艺术上一开始就走着不同的道路,但在为生活和战斗而歌唱上却是一致的,因而立即组成了新的现实主义的大合唱,给当时的诗坛以巨大的震动,给以鲁迅为首的整个文坛壮了行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