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并非音律家的探究

苏轼词是否和音律这一问题,学界争论由来已久,各家众说纷纭,有人说苏轼只是略懂音律,也有人说苏轼精通音律,是音律家。各家对于音律的理解都存在着分歧,在格律方面苏轼作词显然符合要求,但从音律方面来讲,苏轼的词有很多不和音律的现象,不能说苏轼是音律家。     

“本色”论三题

<正> 一、作为宋词艺术风格的“本色”论自苏轼的词在宋代词坛上别树一帜之后,“本色”论开始热闹地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最有影响的是陈师道对苏词的评论:“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也谓东坡等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这两段话,大家都很熟悉。研究者也大致据此认为“本色”论为文体风格的问题,而苏词的要非本色,就因其乃“诗之新体”,不合音律。刘永济先生的观点可代表这一派意见,他肯定了陈后山批评苏词的“要非本色”,并为之说明理由:“按词以婉约为正宗,其理由实因婉约派词家如美成、     

宋代的东坡热:福建仙溪傅氏家族与宋代的苏轼研究

福建仙溪傅氏家族在宋代是一个研究苏轼的世家,其成员著有多部研究苏轼的著作。傅藻的《东坡纪年录》是宋代最著名的东坡年谱。此谱的特点就是严格依据东坡本人的作品来排定苏轼的生平,并努力将其可考的作品一一系年。傅共的《东坡和陶诗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注释苏轼和陶诗的著作,也是一部新发现的宋人注苏诗之作。傅共注苏轼和陶诗注重释意,在学术上亦有一定的价值。傅幹的《注坡词》是现存最早的东坡词注本,《注坡词》在东坡词的背景介绍、语意解释以及词意阐释上都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而其对苏词中"今典"的解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傅幹还用了"以苏注苏"的方法,用苏轼的其他作品来印证其词。     

东坡词中“柔情”探析

对于苏轼词,人们较一致的说法是因为东坡以诗为词,开阔了词的境界,开创了豪放词派。但深究其里,东坡词的豪放,首先是基于他的柔情,柔情是苏轼词格、人格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其词格、人格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只不过苏轼之柔情于中国其他词人有着许多质的区别。这种独特的柔情贯穿东坡一生,是柔情铸就了苏轼的伟丈夫形象,这才是东坡词之所以美的深层原因。而这一点却常被人所忽略。     

浅谈苏轼的“骂”与“谑”

苏轼有才、有识、有胆。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 《答洪驹父书》)曾敏行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苏辙说,苏轼作诗为文“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确实,苏轼的诗文多有寓讽于骂或谑的。“骂”、“谑”、“讽”是苏轼诗文战斗性的统一内涵,也是苏轼诗文的艺术特色之一。     

缚不住的东坡——苏词创作个性浅谈

苏轼是宋代独树一帜的大家,其词突破了自晚唐五代以来内容狭窄、音律束缚、风格单一的局面,提高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表现风格,使词成为一种摆脱了音律限制的独立诗体。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思想内容探讨

这首词作于熙宁九年(公元一0七六年),是苏轼在密州任上怀念其兄弟子由时所作。它清丽明朗,情调健康,想象丰富,熔抒情、写景、议论为一炉,在当时那些叙写离情别绪的词里,确实是卓尔不群的。苏轼自己也很喜爱这首词,二年后,在《中秋月三首》里他曾不无自豪地说:“赵子寄书来,水调有余声”。北宋词话家胡仔对这首词极为推崇,他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浅析元好问的苏轼词论

苏轼词论历来非之誉之者甚众，北宋词坛对东坡词非多誉少，南宋词坛对东坡词则誉多非少。而元好问从“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出发，认为东坡词最根本的创新精神在于“吟咏情性”，即对主体意识的表现，并首次提出“东坡体”概念来概括东坡词独特的词体形式。同时又指出传统的“宫体”词也被东坡赋予了言志抒怀的性质，而且进一步指出“东坡词”与“东坡体”的区别。     

石林词与东坡乐府

叶梦得与苏轼门人、后人及其追随者有着复杂的情缘、学缘和血缘关系,叶梦得心中有浓郁的“景苏”情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刻意规模苏轼,特别是其《石林词》与东坡乐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清旷、达观的词风以及直接隐括苏轼诗文入词,用东坡词韵乃至词意作词,善于点化前人诗文典故,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已初露“以文为词”的端倪等方面,均体现出一种的特殊的创作取向。     

论唐宋词与燕乐之关系

文章阐明了三个观点 :1 )唐宋词是一种曲牌体声乐艺术形式 ,其曲牌的音乐定式产生于“隋唐燕乐”。也可以说 ,由于“燕乐”曲子的程式化而产生了唐宋词这一艺术形式 ;2 )由于“唐宋词”是声乐艺术的一部分 ,所以其声辞配合的方式决定着词体的形式 ;3 )“词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词乐的衰亡与新兴乐种的繁盛 ,是其退出主流声乐艺术舞台的根本原因     

格式塔心理学视域中苏轼词风的表现方式

以格式塔心理学同形论原则分析苏轼豪放旷达词风的表现方式,我们可知,苏轼作词时受其内在豪放旷达性格的驱动,使所写景物“力”的样式同自己内在心理动势达到了异质同构。     

关于苏轼对孟浩然诗歌的评价问题——析“韵高而才短”的长期误读

苏轼评价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历来认为是对孟浩然诗歌创作不足的批评。其实,苏轼的这一评价,是在高度肯定前提下而指出其不足。因为韵高是苏轼论诗的一个很高艺术境界。关于孟氏才短,向来解说纷纭,但多与苏轼的本意不符。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苏轼所谓才,主要指作家内在道德素养和诗歌创作表现有机结合的综合能力,是一个以学养为核心的诗学批评概念,持此以衡量孟浩然的生活与诗作,是有所欠缺的。因此,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是深刻而客观的。     

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

王安石词作不多且良莠参差,但其词作无论就涉及题材的丰富性及创伤风貌的独特性,特别是禅语词所占比重之多来说,在王氏以前并不多见。王安石填词是他词学观点的具体实践。王安石主张回复“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的创作道路,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前奏。王安石的词学观点是建立于其诗化创作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是王安石词风诗化的根本原因。     

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     

古代至巴洛克时期音乐节奏的演变及特点

音乐作品的风格主要由旋律、和声、节奏等因素决定，而节奏的作用尤为突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对音乐节奏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赋予节奏以不同特色。古代至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节奏就经历了一个复杂化、多样化的演变过程。     

论叶梦得的山水情怀与山水词

叶梦得受故乡湖州山水的滋养,并深得中国传统山水文化浸润,陶铸成高雅脱俗的山水情怀。他经营山水园林,又广泛游历,山水赏悦始终是他的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以较多的词来记录这一生活内容,写山水景物和山水情趣,使他成为北宋苏轼以后到南宋张孝祥、辛弃疾、张炎等的山水词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词人。他以自己特有的审美情味和与之相应的文笔写山水而形成的清逸词风,成为他的全部词中最耀眼的特色,也是在全宋词中据一席之地的标志性风格。     

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

散乐歌舞是唐五代曲子产生的前提,教坊乐渐变为唐曲子,是唐五代曲子辞"倚声"之源,唐五代曲子与唐"燕乐"无涉。柳永词的用调充分体现了唐五代词乐在北宋初期的延续,柳词的声情体貌,均源自"花间",与教坊俗乐紧密结合,既倚声"善为歌辞",又能"填腔"制撰新曲,"变旧声作新声",使之传播极广,接受甚众。苏轼以诗为词,是真正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但由于不咏调名本义,脱离词乐声情,也使得词成为了案头文学,逐渐丧失其作为音乐文学的特质。     

简论里伯曼的钢琴室内乐作品

洛威尔·里贝曼是当今乐坛上十分的活跃的钢琴家和指挥家,其音乐作品旋律优美,风格多样,充满活力,独具匠心。本文选取了里伯曼几部具有代表性的钢琴音乐作品,从乐曲的旋律、主题、节奏、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意在引起界内人士对里伯曼的关注,从而,给我们演奏、欣赏里贝曼的钢琴音乐作品或教学带来些一些启示。该研究对于促进我国室内乐发展,对钢琴专业的学生演奏室内乐作品,可以提供特定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