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民主”之比较

将中国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作一比较,从中窥探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和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民本”思想的产生,可追朔到西周的“敬德保民”,而“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正式排座,则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际。这以后中国的开明思想家、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看,“民本”的思想主要精神不外乎;民众是社稷之根本,天不可畏民可畏,故欲得天下,需先得民,而欲想得民需先得民心。西方民主理论的出现有个过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所谓民主,只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原则所理解的多数人统治的形式,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以自     

超越“民主陷阱”: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创造性贡献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一种创造性的民主质态。面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后疫情时代交织叠加的国际背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全链条的参与优势、致善政的效能优势、历史经验的集成优势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惠优势分别破解了美西方缔造的“选举决定论”“西方优越论”“民主速成论”“民主失败论”之陷阱,有力回应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围攻”,为廓清民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迷思、攻克“超大规模民主难题”、提供“民主—治理”复合型方案、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多元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时期,我国理当坚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各类民主陷阱,为加强国际政治合作与全球攻关、推进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贡献力量。     

20世纪西方民主的转型及其启示

20世纪是西方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实现了近代民主向当代民主的重大转化。“非国家形态民主”和“治理型民主”的形成、民主制度的改进等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协调型与冲突型两大民主理念模式的形成使西方民主理念的模式更加丰富,“少数原则”的提出使民主的原则更加科学,普选制、利益集团与新闻舆论三位一体的结合形成当代西方直接民主的机制,实现了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结合。西方民主的转型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应注重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民主理念的确立,民主理想和民主现实的统一。     

在"民主"与"共和"之间——关于现代西方政制模式的一项逻辑分析

对当今世界的许多人来说,用“民主”一词冠名现代西方政治体系,已经成为某种日常言语习惯。但这种用法并不恰当。严格地讲,现代西方国家的治理结构,既混杂了若干“非民主”的成分,更安装了一些“防民主”甚至“反民主”的部件。因此,出具一个简单的“民主”标签,不仅会误读现代西方政制模式,而且会淤塞思考大国善治问题的理论通路。事实上,今天被一并归于“民主”名下的文明政治成就,有许多来自别的政治传统,譬如“共和”。所以,应正本清源,在逻辑意涵和实践效能两方面给“民主”减负,重申“民主—共和”的互补型关系,而不能听任政治言说变成“民主”的单声道。     

民主的“纵向”与“横向”——析南京悄然发生的改革蕴含的民主意义

很多人喜欢将西方民主或美国民主与中国民主作比较，希望从中找到一种答案．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著作《中国大趋势》中提出．美国实行的“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一种“横向民主”．而中国实行的“东方式”或社会主义式民主制度是“纵向民主”。“横向民主”的特点在于西方人心目中的自由、民主社会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人”“平等”地选出自己的“领导”：而“纵向民主”的特点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     

资本对政治的经营

对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新变化的研究一直是较为前沿的问题。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运转中出现的现状和趋势来看，政治的“经营”性这一特征日益显现，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气候下，“政治市场”渐现轮廓。     

谈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兼评“三权分立”制

一、国情:我国不搞“三权分立”制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主要理论依据。它一直是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典型形式。这种思想早在古希腊就有分权思想的萌芽.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就集     

协商民主涵义在中西方的比较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是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吸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协商民主制度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因此,仔细梳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家关于协商民主概念的论述,理清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所应该具备的要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吸取协商民主理论的精华来指导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有基础性意义的。     

治国方略与制度设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特定的人性预设作为逻辑前提，从而构成了“法治”与“德治”两种不同的政治范式与治国方略。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是西方法治模式的简单移植，更不能是古代德治模式的原型重现，而应是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式的制度安排。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权，其重心则是依法治官；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官，其重点则是官德建设。在制度设计上，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来约束权力的利己冲动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在价值导向上，则不能对公职人员的“经济人”行为予以肯定或提倡。从民主理论对“公共人”的价值定位和社会期待上看，公职人员作为“公共人”在应然性上必须符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标准。     

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之比较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民惟邦本”,重民、爱民、利民,这与西方民主在政治理念上所坚持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是有明显区别的。文章从概念的界定入手,对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的主体内涵、享有民权和实现方式作多角度比较,阐释两者的差异,并试图寻求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的暗合与会通。     

当代中国权力结构分析:五权架构

在党的领导下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 ,以“三个代表”为灵魂 ,发展和完善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的五权架构 ,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现实课题 ,有利于抵制西方三权鼎立的政治模式的消极影响     

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比较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有:“人治”,强调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推行无严格程序的经验与传统决策;“官本位”,其特征是君为臣纲、官贵民贱;“以德治国”,强调对百姓“为政以德”推举贤才与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民本位”,强调民贵君轻,保民而王。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一向以“民主”、“法治”、“三权分立”并驾齐驱,标榜多数人的统治,人人平等与权力监督制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决摒弃“人治”、“官本位”观念,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民主,不能引入不合国情的三权分立;“以德治国”、“民本位”、“法治”观念可以提供更多的有益养分。     

毛泽东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认识与超越

晚近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始终受到各种西方因素的嵌入或浸润.在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背景下出现的毛泽东,其早年思想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构建中国新制度的过程中,毛泽东完成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超越.然而基于民主价值判断的偏差,使毛泽东在晚年的政治实践中,试图以意识形态来填充民主思想的空缺,最终使中国的民主进程迷失在持续政治运动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里,由此走入了"大民主"的悲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关于孟学的三次争论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因应于中国局势及与世界关系的变动,西方汉学家诠释《孟子》时,在“孟子与现代民主、人权”“孟子人性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孟子与德性伦理、角色伦理”等问题上形成了三次较有影响的争论.争论涉及到论辩双方不同的哲学预设和诠释方法,争论的焦点亦高度相关于他们的现实关切与政治选择,尤其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选择.一批卓有影响的汉学家参与其中,《孟子》成为西方各种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了《孟子》,使它有可能成为西方乃至现代中国自身思想建构的构成性力量.     

简评“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尘嚣日上时出现的一种有影响的理论。针对某些人所鼓吹的新权威主义观点,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指明其实质是:确立“政治精英”的权威,以政治上的集权制推进市扬经济,进而实现多元的“民主政治”,这一理论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在中国照搬西方的一整套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庚款留美”学者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庚款留美”学者积极介绍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思想，批判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教育、科技的进步，而且在传播现代民主思潮、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政策企业家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双重批判——兼说“全过程民主”的逻辑意蕴

20世纪70年代政策企业家理论在美国诞生后，迅速普及并应用于西方世界。20世纪末，该理论被引入中国，随之开启了一场“中国化”历程。然而，政策企业家理论只是西方深化“资本干政”的新策略，并不具有普适性。实质上，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等屡遭民众质疑，利益集团总会另寻一个更安全隐蔽的“代言人”,因此所谓“政策企业家”这一新的政治参与主体，就是在总统、议员、党派等之外建构生成的“第三种人”。我国公共政策生成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国家差异明显，根本无法为这种人提供活动空间。盲目将其理论“中国化”,势必损害我国政策制定的公正性，损害有志之士参政意愿甚至危及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也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的三个“全过程”——人民参与、民主集中和民本民生背道而驰。     

发展协商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种新型民主理论的启示

协商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由“公共协商”达至“社会和谐”。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展示了当代社会政治领域的新气象。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和现时期如何通过民主政治的发展来化解由于社会转型而带来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形成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程度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主动的制度创新循序渐进地进行。     

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解读

民主社会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第一国际期间的社会民主主义，中经第二国际期间改良主义逐步演变，后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而来，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政治上主张议会民主选举上台执政，通过改良实现政治“民主”，反对暴力革命。经济方面主张放弃消灭私有制的观念，用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而代之，用共同的经济民主来补充议会民主。文化上的指导思想是多元化的。社会方面主张注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试图以超阶级的、抽象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伦理价值观念为出发点，寻求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解决。国内一些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说法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它只能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而中国只有坚定地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有发展。     

孙中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批判及其民权主义的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孙中山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由倾慕转向了某种程度的批判。在揭露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性的同时,他主张,人权是时势和潮流造成的,民权不是少数资本家的专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应把间接民权同直接民权相结合并使权能分开。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如下特点:站在“要祖国强盛”的基本立足点上,把爱国与革命、争取外援和维护祖国主权结合起来;主张从我国国情出发,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要“取法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