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及其现代价值

西南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在历史上具有完整的体系和极高的效力.虽然被制定法排斥,但在当下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仍有一定影响和突出表现.究其原因,在于刑事习惯法中具有服务于法治的现代价值.发掘并传承刑事习惯法的现代价值,对于加强民族地区刑事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本土民族法文化的价值与内涵——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对我国刑事司法的贡献为视角

世界各国的法理学已经认可并大力赞扬本土民族法文化效能,作为多民族国家应肯定藏族赔命价刑事习惯法等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对国家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毫无疑问,藏族赔命价刑事习惯法等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因素,但应该肯定那些同国家法遵循着不同的法治理念而在司法实践中顽强地表现着法的正义、保持着它极强的法治作用并保障和维护着司法资源相对薄弱一方利益的本土法资源,它们还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寻求被害人和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及时恢复原被告双方的正义及经济伦理价值、保障人的生命权、减少死刑和限制死刑、慎用死刑和废除死刑以及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难能可贵的作用.     

国家法制统一视野下民族习惯法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与应对——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处理刑事纠纷中发挥着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刑事司法产生着消极影响。在刑事司法体系之外并存着另一个处理刑事案件的系统,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国家法制的统一。需要理性和务实地看待民族习惯法在当下民族地区所展现的能量,在刑事司法中改造和整合民族习惯法,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既发挥民族习惯法的积极价值,又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历史与超越：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事司法实践间的整合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一种传统的法律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解决一些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文章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研究视角，通过其与刑事制定法的关系来诠释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特征变迁的实证分析——以当代国家刑事立法进程为参照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随着当代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特征变迁.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萌芽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基本是保守的,极力排斥国家刑事法(政策);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起步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开始有所借鉴;在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内容的吸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在国家刑事立法的三个进程中实现了自“封闭与保守”渐至“契合与兼容”再至“开放与转型”的特征变迁.普法运动、经济、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不断融合是促使其发生特征变迁的主要原因.当代国家刑事立法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考量.     

刑事和解中"官方法"与"习惯法"关系实证分析

在刑事和解改革中,许多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遭遇是否适用"习惯法"的难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文化因素较多的汉族乡村地区,一些"习惯法"被纳入到刑事和解方式的多样化探索中.它们在妥善解决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独到优势.在刑事和解中实现"官方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当代中国司法中的融合和发展.     

论刑事和解与民族地区传统法律文化的契合——对鹤峰县人民检察院“关注民生的公诉模式”的法理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体现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而检察机关是实行这一制度的主体之一。民族地区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作为民族地区的基层检察机关,鹤峰县人民检察院推行“关注民生的公诉模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这一制度还有必要在和解的法律地位、和解的主体、改进加害人的社区矫正制度、赋予被害人更多的自诉权利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瑶族刑事处罚习惯法初探

瑶族是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居住在我国南方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瑶族形成了内容全面、功能突出、影响深远的刑事处罚习惯法。瑶族刑事处罚习惯法包括处罚方式、处罚种类、处罚执行等内容,表现出瑶族的特点。     

论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刑事政策之贯彻与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是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前提和基础;特殊法律规定是贯彻“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法律保障.但我国“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内容并不明确;“两少一宽”刑事政策还没有上升到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高度;民族地区司法人员理论水平较低,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理解不够.有些司法人员缺乏法治观念,重刑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各地司法机关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标准不一.为此,应增强少数民族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加强对刑事政策理论的研究,推进民族刑事政策领域的创新;加强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宣传工作;使民族刑事政策法律化,进一步明确其适用范围.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法治属性

自刑事和解这一新的名词进入法学界的视野后,学界围绕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等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不同观点。对刑事和解制度法治属性的论证是建立并顺畅运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关键。基于法治理论的阐释,结合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分析,刑事和解制度贯彻了“有限政府”这一法治原则,满足了“无害正义”这一良法要求,实现了“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     

行为刑法危机与人格刑法构想

行为刑法已经出现危机,表现为犯罪圈不断扩大、司法资源浪费严重、刑罚效能低下、重新犯罪率不断提高等。危机原因在于理论根基不牢、不考虑犯罪人格。应将单一犯罪行为本位的行为刑法,逐步转向以犯罪人为规制对象,以犯罪危险性人格为核心的人格刑法。     

论刑法的有限性

刑法的有限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从法律自身的非自洽性，法律与道德的非同一性．以度刑法自身机能的局限性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刑法的有限性。指出刑法的有限性当为刑法谦抑性之基。针对刑法万能的工具主义思想，强调刑法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机制本身就有着不足和有限的一面。正确认识和评价刑法的有限性有助于秉承和维护刑法的谦抑精神，合理地制定刑事政策，理性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大趋势,它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刑事政策发展演变过程的概括总结。我国刑事立法整体上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在具体的刑法适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就借鉴和发展“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而言,当务之急是总结和分析现代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将其融会贯通到我们的刑法适用中来。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再认识：困境及出路

我国法治实践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不协调,彼此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观念认识,还是在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学科研究层面,二者关系呈现出分离、割裂、断层的局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因犯罪这一纽带联系在一起,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均受刑事政策指导,在历史上原本合体并存。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树立刑事一体化观念,注重整体性立法,加强司法实践融合,开展交叉性研究,以实现二者双向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论中国刑法的自然法思想

我国自古就存在着自然法思想,在古代刑法中可以找到自然法的踪影;在现代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更是隐含着自然法的思想。在当下,自然法对刑法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弥补实证主义刑法规范的封闭、机械与僵硬。自然法以独立原则或规则的形式纳入刑法体系是顺应后现代思潮的最好选择。作为一个后起的法治国家,我们可以发挥后起法治国的优势,绕过大陆法系弯曲的道路,直接吸收和借鉴当代的有益探索,自然法恰能满足这些探索的初衷。     

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刑法立法效益是刑法立法机关制定刑法所产生的符合立法者主观预期的客观效果与收益,是刑法立法收益扣除刑法成本、刑法质量、公民法律意识等因素后的净收益。刑法立法质量、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对刑法立法效益产生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是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效益,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刑法立法效益与刑法立法效率、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质量是有区别的,刑法立法效益主要取决于刑法成本和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效益的内容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

刑法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主要有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思想 ,正确认定犯罪的思想 ,关于犯罪原因问题的论述 ,关于罪犯改造的思想 ,关于死刑问题的观点。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刑法思想 ,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风险刑法视域下的经济刑法立法走向

刑法应积极回应而非回避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为推进实现刑事法治贡献其力量。就风险刑法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而言,其立法走向应是扩张式而不是紧缩式。经济刑法的立法基础在于刑事政策的导向性与部门法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风险与危险犯的经济刑法的扩张性立法路径,确定经济刑法的范围、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更加理性地调控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限度,以实现法律之安定性;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犯罪采取不同程度的扩张性立法,提前介入、及时惩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立场的实证考察

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存在着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之争。对我国当前九个刑法立法解释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均采取了实质的解释立场。这一立场具有两个积极功能 :合理入罪,促进刑法的规范正义;适当出罪,实质地保障人权。这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     

浅论国际经济刑法中的海盗罪

近年来,国际海盗罪行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研究了海盗罪的概念及特征,重点分析了海盗罪的认定与惩治,并针对国际海盗犯罪的特点,提出了防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