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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何偏好信访?  被引次数:7
   张泰苏《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近些年,中国民众在解决行政纠纷时往往会选择信访,而不进行诉讼。对此现象,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信访现象"根本就是民众理性选择的结果,行政诉讼问题过多,效果不如信访。另一种则认为清代的法律文化与1978年以前的新中国历史使当代中国人具有"厌讼"或"信人治不信法治"的历史传统,或叫"路径依赖"。本文认为这两种解释都与现存的证据存在很大出入:首先,信访的效果比诉讼差得多,很少会解决信访者的问题。其次,传统中国社会——尤其在清代和民国——并不很厌讼。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可能:中国民众不选择行政诉讼是因为对这种诉讼的程序感到陌生和排斥。不论古今,中国民众都似乎偏向冲突性较低、法官主导功能较强的诉讼程序和审理方式,而现代的行政诉讼制度因为不允许调解,也许显得过于生硬、冲突性过强,因而使访民产生排斥心理。    

2.  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如何构建  
   《领导科学》,2017年第12期
   <正>理性重塑治理理念与价值规范:为全民共建共享提供思想根基。树立合作共治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价值准则。重塑公平正义理念。确立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价值观念。科学定位多元主体与要素涵盖:为全民共建共享提供体系支撑。在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3.  黔东南苗族传统诉讼心态与当前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  
   杨彦增《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8期
   在传统社会中,苗族民众的诉讼心态是以"厌讼"为主要内容的。苗族民众的"厌讼"心态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这种"厌讼"心态具有巨大的心理惯性,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必须要适度考虑传统"厌讼"心态的历史影响以及当下民众的诉讼心态的现状。    

4.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林晶晶  《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4卷第3期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共建的多元参与、共治的联动与共享的目标成效。福建省福州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在党建引领、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社区自治、治理主体均衡发展、联动共治机制以及法律、人才保障方面还存在制约和瓶颈。推动城市社区治理,需要进一步健全社区自治机制,优化共建结构,建立共治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提升共建共治共享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5.  非讼案件本质和范围的域外考察及启示  被引次数:1
   邓辉辉《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0卷第3期
   非讼案件和诉讼案件是民事案件的基本分类。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缺乏对非讼案件的专门研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通过对非讼案件的本质和范围进行域外考察,有利于为我国对非讼案件的探讨提供借鉴,深化非讼案件和非讼程序的研究,以充分发挥民事非讼程序在预防纠纷和稳定社会秩序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司法解决民事案件功能的整体发挥。    

6.  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下的法院调解改革走向  
   《理论界》,2017年第1期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的引导下,ADR运动兴起,推动了法院在功能上的拓展。在我国,法院调解逐渐突破传统的诉讼调解形式,实践中开始引入司法ADR性质的非讼调解。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的修改,非讼调解制度被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被视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大发展。下一步,法院调解改革的走向,是用多元化解决纠纷的理念推动法院转型,统筹好司法与社会调解两股力量,并发挥司法力量的主导作用。    

7.  传统中国的“厌讼”现象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被引次数:2
   邢晓军《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本文主要从解决纠纷的社会机制和诉讼效益两个方面对传统厌论现象予以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指出现今我国诉讼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是造成公民不愿打官司的原因之一,强调在现代社会除诉讼外,对于其他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应给以充分重视。    

8.  明清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卞利《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事纠纷与诉讼案件的增多,传统民间“厌讼”和“贱讼”的诉讼观念发生了变化。为此,明清统治者从民事诉讼立法的角度,对有关民事纠纷与诉讼处理程序进行了调整,确立了里老人理讼和民间调解为主、官府判决为辅的立法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日益变化的农村社会的稳定。    

9.  东方人"厌讼"吗?--对当代中国、日本低诉讼率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余军《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3期
   法律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东方人具有"厌讼"的传统心理,并以为现今东方国家(中国、日本等)表现出的低诉讼率应主要归结于此.本文指出,对诉讼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应兼顾文化和制度结构两个方面,造成东方国家低诉讼率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东方人的"厌讼",而在于制度、社会机制的障碍,如诉讼在整个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中所处的地位不高,法官、律师人数不足造成的诉讼迟延、公众难以形成诉讼动机等;诉论率是一个中立的指标,不应作为公众法意识、权利意识现代化的标尺;等等.    

10.  中国古代非必要诉讼研究: “厌讼”观反思  
   宋四辈  王锦《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4卷第6期
   中国自古就有厌讼的传统,这一观点被广为认同,但“厌讼”一词有其自身的缺陷,“非必要诉讼”是对“厌讼”一词的矫正。非必要诉讼是指在案件社会结构的影响下,争端当事人作出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的一种选择。    

11.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下“三共”社会治理格局:概念框架与运作机制  
   陈晓春  陈文婕《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共建共治共享(简称“三共”)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指在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指导下,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融合成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打造社会事业的平台,治理社会事务,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形成共益、公益、私益合一的基本形态。其概念框架包括党领导一切、政府负责、依法治国等七个方面。其运行机制指“三共”社会治理格局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12.  论社会治理新格局站位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建设方略  
   李瑞昌《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通过建构“个体选择的制度情景”分析模型,发现知识机制是决定矛盾纠纷当事人选择司法诉讼、行政裁决还是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纠纷的主要机制,即法官、行政人员和人民调解员携带的知识差异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因此,面对人民法院“诉累”现象,制度设计者必须站在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高位上,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前哨功能,逐步减少诉讼调解、行政调解活动,督促法院专注于审判本职,督促政府致力于服务本分,从而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氛围。具体而言,包括三条建设方略:一是加强法官对人民调解的指导,支持非庭审法官成为人民调解员;二是购买律师服务,鼓励律师成为人民调解员;三是将人民调解设置为法院受理部分民事纠纷案件的前置条件。    

13.  从诉权的角度看“厌诉”现象  
   黄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卷第4期
   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诉讼观念而言,"厌恶诉讼"的观点曲解了人们对于诉讼的真实态度.回避诉讼并不意味着厌恶诉讼.在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当代社会中,起诉或是弃诉都只是个人对诉讼活动进行利益权衡之后做出的正当的理性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厌诉"情结,其实只是一个法学虚构.    

14.  论中国传统的厌讼意识及其影响  
   纵博《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8卷第10期
   中国传统的厌讼意识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对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必须消除民众的厌讼心理,才能为法治建设铺垫观念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都应当发挥相应的作用。    

15.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社区党组织  
   《现代交际》,2019年第22期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社区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目前,社区党组织存在全覆盖盲区、工作方式单一、社区干部素质能力不强的现实紧迫性。社区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沟通协调、保障兜底和激励动员作用,需要在增强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提高社区党组织党务工作者能力水平,加强社区党建方面发力。    

16.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样态及其本质  被引次数:1
   李旻《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卷第1期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主要方面是“厌讼”心理,“厌讼”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性诉讼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不是绝对地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也曾出现“好讼”、“健讼”情形。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民众“厌讼”、“好讼”及“健讼”这些诉讼观念具体样态的出现均根源于其时其地民众的趋“利”心理。    

17.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  
   《中州学刊》,2018年第7期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创新举措,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不过,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风险。针对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复杂性、全局性和协同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综合发力,进一步将制度建设、机制建设切实引入民生各个领域。    

18.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研究述评  
   吴亚慧《探求》,2018年第4期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以新理念、新思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要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妇联组织以其独特的组织优势在参与社会治理和服务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问题已有一定研究,围绕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障碍与治理路径三个核心问题进行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推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政策背景,在坚持政治性前提下,更好发挥妇联组织先进性、群众性的社会服务职能,为参与社会治理探寻新路径,即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19.  社会文化与理性选择--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徐金锋  李燕燕  周伯煌《学术论坛》,2005年第3期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古代中国人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文化.通过调解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取决于对诉讼效益大小的权衡.人们"厌讼"而乐于"调解"实在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文章以传统调解制度为研究文本,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揭示该制度得以传承的社会文化与内在因素.    

20.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江小莉  王凌宇  许安心《东南学术》,2021年第3期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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