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乡村基层政权经济行为绩效评价

制度变迁能调整人们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可用来增进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使绩效迎合偏好。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对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已屡见不鲜。但到目前为止，却很少有人将乡村变迁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纳入经济学分析视野。本文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制度环境，力图对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经济行为进行分析，进而给出绩效评价     

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与结构评析

当代对西方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但对其本质的揭示还远远不够,其原因是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分析批判体系。从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关系的视角出发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评析,则是一种新的尝试。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表现为社会形态的变化,其实质是经济制度选择确立的结果,而任何经济制度的确立都与其对应的社会结构密切相连。新自由主义是以经济制度的形式被一些国家所选择,这一制度影响改变这一国家的社会结构的性质、功能、方向。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关系的协调程度,决定了这种经济制度能否建立起来。     

政治经济学中若干制度概念的探讨

本文对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制度概念作了系统的探讨。认为 :诺斯关于制度的定义 ,不仅指出了制度作为工作或行为规则的实质 ,而且把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了 ,因此与其它定义相比 ,更为可取些 ;经济制度不是基本经济制度 ,也不是经济体制 ,而是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 ;基本经济制度是主要的、根本的或居基础地位的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要素只能是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 ,而不能是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经济体制是在某一基本经济制度下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而设定的一系列具体的机制或规则 ,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不应包括所有制结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     

农村五保供养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机理和过程后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促进五保供养制度运作与变迁的主导性变量。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在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上的价值取向是五保供养制度所嵌入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五保制度变迁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五保供养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五保供养制度也实现了从社区救助向国家救助的历史性转变。     

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基本关系的理论构建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方式亦即经济制度的变迁史,经济制度的实践遵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原则,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有其密切关联性。其内在联系表现为主客关系、动态静态关系、基础制约关系、设计维护关系。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在同时态上是平面化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二者的相互融合性;在历时态上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往往新的经济制度的建立受到社会结构诸因素的制约。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经济制度的选择;社会结构决定了经济制度存在的形式和性质,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论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实现动力——基于利益主体博弈均衡的视角

经济制度是由利益主体间的制度博弈均衡所决定的,而决定均衡结果的制度博弈报酬结构又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状况与政治权力结构,其中生产力状况更为根本,因为它能够改变利益群体间暴力潜能结构进而影响政治权力结构。外部因素可作用于上述决定制度博弈均衡的各环节,并最终导致制度博弈均衡的改变及相应的制度变迁。在局部社会大系统中制度与生产力之间是同一层次的相互作用关系,当两者由相互促进变成相互制约时,打破僵局就有赖于外部因素的作用。大的基本经济制度变迁往往需要利益群体大规模集体行动来推动,意识形态是克服其中搭便车问题的主要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如何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启发意义。     

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共融性研究——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激励为视角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是改革开放制度演化的产物,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把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共生发展的经验,细化成为介质结构的激励架构与经验测度模型,主旨对其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共融性进行实证分析。两者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演化动力的主体,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发展共融性的迹象。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微观变迁的创新主体,是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在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良性互动的激励结构作用下形成的,其正在成为市场竞争与合作中的内生变量。     

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是众多利益主体合力的结果.以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福建集体林权改革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从而构建地方政府在集体林权改革中的行为角色、行为目标、行为环境、行为工具、行为成效,进而深刻分析地方政府行为.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与模式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约束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规则,制度变迁通常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继承了理性选择理论推理逻辑,共享着一套典型的行为假设：认为偏好是稳定的,行为是偏好最大化的工具,而且行为具有高度策略性,这种策略性算计受到规则的约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模式包括产权模式、滞后供给模式、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模式、制度交易模式以及博弈论模式等等。这些模式对于制度变迁给出了相当不同的解释,因而有必要在此基础上重构一个有关制度变迁的一般性理论。这个一般性理论试图结合成本收益分析、供给需求分析和均衡分析的方法,厘清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并明确制度变迁的主体、起点、条件、过程以及制度的持续等方面,从而把理论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观重构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     

丙烯腈纺丝用喷丝头内流场数值研究

基于科层体制和乡土社会的二元互动,乡镇政权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运作和策略性行为。行政包干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通过社会性资源的制度化整合,实现个体性策略向制度化动员转变、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行政包干制成为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在行政包干制中,通过目标责任人激励实现基层组织动员,基层党政体系为社会性动员提供组织程序和行动规则;通过责任包干防止基层治理矛盾扩大化,基层干部具有将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内生动力。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即乡村治理秩序的日常化,对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具有实质性意义。     

“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践运行逻辑如何展开？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从乡镇政权的性质与运作,乡村关系与乡村权力结构、乡村自治与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这一核心概念,以此强调该组织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的退化,自利性、赢利性和掠夺性动机的增强。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因此,当前农民面临的困境依然十分严峻,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治理危机。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基层政府行为——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调整,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也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税费改革前后,我国中西部基层政府行为先后经历了“管控与汲取—松散与悬浮—合作与协调”三个阶段的变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既依赖于基层政府的制度创新,也是基层行政体制转型的根本诉求。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中西部基层政权仍然展现出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治理目标偏离、互动角色错位、执行行为离散等偏差行为,为了有效矫正行为偏差,未来中西部基层政府治理应重点从加强制度建设、创新考核模式、优化治理结构等方向做出努力。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农业制度变迁与诺思界定产权的"国家理论"

1949-1978年间,我国农业政策的演变过程证明,诺思的国家理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行为也有很强的解释力。政府的经济人行为不受社会制度的约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会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不断改变经济交易的规则,从而使这些规则完全失去激励,使经济增长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我国政府还具有强大的设计制度结构的功能:从工业化发展目标出发,改变土地产权结构,并创造出相应的组织、政策及意识形态。政府的这一功能已经超出了诺思国家理论框架的涵盖范围。     

从强干预到弱干预：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型政府行为转型研究——基于L镇产业发展过程的案例分析

沿着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脉络,以L镇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地方发展型政府行为演变的逻辑和机制。针对已有研究将地方发展型政府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不足,进而提出发展型政府行为的结构性解释视角。研究发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之前,政府积极介入产业发展,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形成紧密关联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发展行为嵌入乡村社会之中。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解体、宏观政策制度环境的变化、乡村基层组织体系的松散化,这一系列结构性要素共同促成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和行为转型。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实施以农业企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发展政策,将小农置于边缘化地位,不利于建立分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体系。如何为广大分散小农户提供更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使产业发展政策重新嵌入基层社会,是未来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政策改进的方向。     

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定位与组织行为规范的研究

现有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定位和组织行为规范不足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可以考虑只将村民自治组织即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唯一的正式组织 (准行政组织 ) ,对其工作的监督则统一由乡级党组织来依法实施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基础是农村。近来，时有发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不仅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忽视或不正确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是其重要诱因。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组织生产与行政管理、轻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乡镇政府职能已经适应不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要求。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乡镇政府直接面对农村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各种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和操作者，其公共治理的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调整乡镇政府职能，全力打追服务型基层政府，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就显得十分迫切。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演变实证分析

利用发生于1990 ～ 2012年间的849个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案件信息,分析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的主要特征和演变规律.结果显示,2000年以前,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的规模较小;2000年以后腐败规模开始扩大;2006年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出现新一轮腐败高潮.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活动内容的研究表明,“涉地”项目和“三农”项目中的腐败活动较为严重;我国农村改革各阶段不同的制度安排客观上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腐败活动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腐败内容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此外,农村基层组织人员集体腐败突出,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增多、加深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