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三杰”:宋教仁、覃振、胡瑛

辛亥革命时期,出生于桃源县的宋教仁、覃振、胡瑛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桃源三杰”。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形势复杂、人品高低,世人对“桃源三杰”又有“龙、虎、狗”的评论。探讨“桃源三杰”现象,有助于我们研究辛亥革命,了解中国资产阶级,认识近代湖南人才群的奇妙关系。     

论京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

以唱腔音乐的发展为线索 ,以唱腔的合流为标准 ,京剧音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可以划分为孕育、确立、成熟三个时期。在三个时期中 ,涌现了“前三杰”、“后三杰”、“梨园三杰”、“四大名旦”等一大批对京剧艺术形式确立、发展 ,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演员 ,以及对唱腔音乐进行充分改造的京剧音乐艺术家     

“中体西用”——汉语思想界的百年困结(下)

文明的冲突总是不同的“先见”或“前见”之间的冲突。中、西遭遇百年来的汉语思想史即是中国思想界执持中国文化之“体”、之“先见”回应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历史。思想界经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实践层面的“试错”一步步由“夷夏大防”之“体”退守到放弃“民贼”专制体制以保国、保种的“国权”、“族权”之“体”,实际上已一步步经由历史经验的先验还原回到中国文明体制之先验形式最深处——亦即回到中国文化之“公”、“私”观 ,回到中国文化一向所本的正义论根据。然而 ,退到此处的中国思想界终于未能以深切洞明的反思之思求证本文明先验形式及以此为据的“先见”的先验性之真伪 ,从而终于不能免于对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一再误读与误植。汉语思想界循此陷入的困结和汉语生活世界引入之“现代性”的伪现代形态与接踵而至的民生苦难 ,始终与此一未经反思之思 (先验还原之思 )清理的“中体西用”立场紧密相关。解开汉语思想界百年困结的首要任务即是以反思之思求证思想界自身所本之先见和本文明体制先验形式先验性之真伪     

“中体西用”——汉语思想界的百年困结(上)

文明的冲突总是不同的“先见”或“前见”之间的冲突。中、西遭遇百年来的汉语思想史即是中国思想界执持中国文化之“体”、之“先见”回应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历史。思想界经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实践层面的“试错”一步步由“夷夏大防”之“体”退守到放弃“民贼”专制体制以保国、保种的“国权”、“族权”之“体”，实际上已一步步经由历史经验的先验还原回到中国文明体制之先验形式最深处——亦即回到中国文化之“公”、“私”观，回到中国文化一向所本的正义论根据。然而，退到此处的中国思想界终于未能以深切洞明的反思之思求证本文明先验形式及以此为据的“先见”的先验性之真伪，从而终于不能免于对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一再误读与误植。汉语思想界循此陷入的困结和汉语生活世界引入之“现代性”的伪现代形态与接踵而至的民生苦难，始终与此一未经反思之思（先验还原之思）清理的“中体西用”立场紧密相关。解开汉语思想界百年困结的首要任务即是以反思之思求证思想界自身所本之先见和本文明体制先验形式先验性之真伪。     

秦地新小说概观

三秦新小说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沿着“延座讲话”的方向，蕴育出了新的时代精神。它脱尽了汉唐时代的摩登与霸气，风尘仆仆，一脸土气却也还沉淀着三秦文化的基因。40-70年代，出现了“秦地小说三杰”：柳青、杜鹏程和王汶石在全国一领风骚。新时期的秦地小说有了很大拓展，创造了第二次的辉煌，又出现了“秦地小说后三杰”：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雄视全国文坛。三秦新小说在中国的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龚自珍“尊史”思想初探

龚自珍(1792——1841年)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先驱者之一。侯外庐先生曾誉之为“十九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号筒”。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这个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继承前人优秀史学传统,第一个明确提出“尊史”的口号,百多年来,已成为思想界的共识。本文拟就其“尊史”思想的具体内容、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特点和意义,及其与龚氏社会改革思想的关系诸问题,试作初步探讨。     

文化问题漫谈

一、关于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我想,思想解放和文化讨论热潮定会被记上光辉的一页。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文化问题的讨论热潮?是偶发的现象,还是人为掀起的?全国报刊刊发了上千篇论文,     

李泽厚后期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背离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李泽厚力图在美学上作新的突破,将其后期美学建构的思想基础,从“社会实践本体论”、“工具本体论”转向到“心理本体论”、“情感本体论”,从“自然的人化”转向到“人的自然化”,进而以一种个体性、主观化、感性化的历史观来阐释美学现象和关学问题,这就在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这一思想依据和前提。这不能不说是对其前期所倡导的“实践论美学”思想的一种“理论背离”。深究起来,李泽厚后期的上述“背离”,既有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动因,也有李泽厚个人的心理动因。鉴于李泽厚之于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性,我们还应通过李泽厚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背离”来简要地分析中国思想界的整体走向。     

李克农谍战南京

李克农是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的重要领导者，在腥风血雨的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出生入死，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与钱壮飞、胡底两人一起被誉为情报战线的“龙潭三杰”。     

论常州“三杰”精神与市民文化建设

常州"三杰"胸怀天下的爱国精神、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孜孜以求的学习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积极探索的创新精神,是近代中国留给常州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三杰"精神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引领新常州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加强常州市民文化建设,需要从顶层设计着手,把弘扬"三杰"精神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通过学校教育大力弘扬"三杰"精神,依托社区活动努力彰显"三杰"精神,立足工作岗位积极推介"三杰"精神,大力推进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不断改善文化民生。     

浅说先秦儒家的文艺观与《毛诗序》

本文从文学艺术思想、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审美标准、文艺批评方法等方面阐述了先秦儒学的文艺观 ,同时又从汉王朝统一后 ,思想界出现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以《毛诗序》为例 ,对汉儒们从理论上对先秦儒家关于“诗”的总结进行了阐述。     

李二曲工夫修养论新解

在清初学术界中,李二曲以思想上兼收并蓄著称,在继承陆王“先立其大”、“致良知”的本体论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从工夫论上融合程朱、陆王,不仅体现在学界多关注的“悔过自新说”上,还在于“慎独”、“静坐”、“主敬”等工夫修养方法,有助于调和或平息宋明以来的学派论辩,在清初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公共性的丧失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转型 ,当代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知识分子也对自身的边缘身份进行了确认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因此而逐渐丧失。作为“知识人” ,知识分子当下的使命便是反思自身的历史使命和重建自身的“公共性”。     

黎元洪与辛亥革命

黎元洪与辛亥革命李存朴辛亥革命以推翻二千余年封建专制统治而名垂史册。但辛亥武昌首义的领袖、当时被誉为民国“开国三杰”之一的黎元洪，却常常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从“床下都督”到“泥菩萨”，从投机革命到破坏革命，几乎一无是处。本文试将黎元洪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     

顾恺之《画云台山记》校释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画家,和陆探微、张僧繇一起,并称六朝三杰。他的艺术成就在当时就深受谢安的赞赏,谓为“有苍生以来所无”。历来著名评论家都给他高度评价:“顾生天才杰出,独立无偶。”(李嗣真)     

论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魏源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 ,其《海国图志·筹海篇》系统体现了他的海防思想。《筹海篇》主张“以守为战”、“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制夷”、“以夷款夷” ,阐述了一种攻守兼备的战略思想。其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更使鸦片战争后的思想界有了较为明确的奋斗目标 ,为后人所效法     

周作人与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

20世纪20年代，语文界的国语运动、文学界的白话文运动、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等共同促成了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剧变，小学语文教科书由“综合知识”编写模式转向“儿童文学”编写模式。周作入将儿童文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关联起来，奠定了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础，影响深远。     

甲午战争激起的中国思想界的大变动

本文论述了甲午后中国思想界的大变动。作者认为，甲午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发生根本性变化：“保国、保种、保教”的爱国主义代替了忠君与爱国不分的爱国主义；进化论成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政良派以民权论为旗帜，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新书刊广泛流行，趋新成为社会新的价值取向，各界人士纷纷投入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仁不让地居于思想领域的中心地位，中国出现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     

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回顾与思考

汶川大地震期间,中国思想界围绕着“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是否是“普世”的价值,中国改革开放是否是向“普世价值”回归,抗震救灾是否彰显了“普世价值”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关于“普世价值”争论具有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它凸显了当前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艰巨性,也凸显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紧迫性.     

视阈的转换：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摘要］1980年代以来，伴随新启蒙思潮，“重写文学史”运动以“现代化”的观点重构了文学史视野，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典范。1990年代，中国知识和思想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