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冲突的公断(Ⅰ)——论利科对当代诠释学的贡献

在当代诠释学领域中,各种诠释学理论相互冲突,方法论与存在论之间的冲突就是其中之一。利科立足西方哲学传统,通过现象学、语义学与反思环节,对诠释学方法论与存在论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公断,解答了解释的冲突。     

法律解释的正当性

法律的生命在于理解、解释和应用,法律的本身具有的开放性、概括性与案件的丰富个性产生的冲突,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之间出现的矛盾等都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来协调。正当性又是现代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法律解释的正当性尤其重要。法律解释的正当性问题应当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来考察。法律解释的形式正当性包含有权解释的主体和解释的程序两个方面,法律解释的实质正当性则是指法律经解释后所得到的解释内容的正当性问题。     

交往行为的意义及其解释

交往行为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借助符号协调并通过行为者相互间对话协商以达成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行为。对交往行为的意义理解既不能作自然科学式的因果解释,也不能非反思性地应用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技艺。分享共同语言和共同语境,分享共同的社会规范和惯例,是交往行为的意义可以被解释（理解）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对哲学诠释学进行语用学改造,建立一种以意识形态批判和问题语境反思为特征的＂深层诠释学＂。深层诠释学是哲学诠释学的批判性扬弃,它坚持合理谈话的调整原则,坚持在交往实践的话语活动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批判与反思。批判与反思作为哈贝马斯对诠释学的创造性理解,以及作为批判诠释学的解释方法与结果,遂成为哈贝马斯新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石。     

国际法语境下的法律解释:服从与创造

法律解释的服从与创造是法律方法论上的重要问题.具体到国际法语境下的法律解释,国际法法律解释的服从与创造性受到法律解释一般规律和国际法自身特点的双重影响,体现出许多自己的特点.从诠释学、语言学不同角度观察国际法法律解释的服从与创造性,可以发现二者互为表里的关系.同时,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在法律解释中服从与创造之间的平衡由国际法整体功能所决定,并对这一功能的实现与发挥起到重要的作用.     

“用《圣经》解释《圣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

长期以来,《圣经》的解释权一直被教会权威所把持。为了正确解释《圣经》,消除神学家的偏见,斯宾诺莎在对传统的《圣经》解释方法及各种错误观点予以严厉驳斥的基础上,依据解释自然（解释自然在于解释自然的历史）的方法,首次明确提出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普遍法则。他视该方法为解释《圣经》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又具体剖析了该方法的“困难与缺点”。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不仅为以后科学解释和批判《圣经》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心理分析到诠释学——论利科对诠释学的贡献

弗洛伊德所开启的心理分析运动对当代哲学诠释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国哲学家利科对弗洛伊德的思想进行了一种哲学式的研究,通过对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关系的考察与探究,既提供了前进与回溯的诠释学,又展示了欲望语义学,并在此基础上,将心理分析的诠释学思想运用到文化阐释之中,发展了一种文化诠释学,可以说,所有这些探索不但是弗洛伊德对当代哲学的启示,而且也是利科对当代诠释学的主要贡献。     

周易解释与古典正义论的现代价值

《周易》由《易经》与《易传》组成,从解释学意义上说,它代表了周易解释的两面,体现了“经传合流”的价值所在,但是,在周易解释的哲学化与民俗化过程中,易传与易经解释具有显著的对立倾向。重新理解经传合流的相互创造性,重新理解经传解释的相对独立性,以乾坤大德为基础,将正义论引入周易诠释学,无疑能够扩展周易解释的现代价值。     

论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冲突适用

行政解释、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都属于我国的有权解释,但在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权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相冲突的现象。要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适用问题,就要采取以下措施:相关部门要加强合作,构建和谐一致的法律体系;人民法院在尊重行政解释的前提下进行司法审查;强化司法审判的终局效力,保证司法独立;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限。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立场的实证考察

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存在着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之争。对我国当前九个刑法立法解释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均采取了实质的解释立场。这一立场具有两个积极功能 :合理入罪,促进刑法的规范正义;适当出罪,实质地保障人权。这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     

对朱熹解释思想的再思考——以《大学章句集注》为例

中国传统古典文献的诠释与解读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而朱熹作为解经大家尤受关注.本文试图以朱熹晚年的代表作品<大学章句集注>为例,说明现存的朱熹的解释文本不意味着其解释作品的完成,解释作品的未完成不意味着朱熹解释思想的未完成,解释思想的基本确立不意味着其解释体系的无矛盾.本文基于传统的理学思路对其解释过程进行梳理,结合西方诠释学的方法,进而揭示朱熹解释文本中解释目标与解释效果、文本情境与读者情境之间的紧张.     

阿欣斯坦的语用学科学解释模型

阿欣斯坦的以言行事行为的科学解释模型不同于语义学的科学解释模型,也不同于其他的语用学科学解释模型。在阿欣斯坦的理论中,解释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解释的行为、解释行为的产品以及对解释的评价。解释的行为是解释的产品以及解释的评价的必要条件,没有解释的行为,不可能有解释的产品的出现,更不可能对一个解释进行评价。以前的科学解释模型都忽视了解释的行为,只是关心解释行为的产品。阿欣斯坦不仅区分了解释的行为和解释行为的产品,而且把解释的行为从一般的以言行事的行为中区分出来。阿欣斯坦以全新的视角推进了科学解释理论的研究。     

宪法解释机关比较研究

各国宪法解释机关大体上分为三种模式 :即普通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法院、独立的宪法法院和立法机关。其共同特点是宪法解释机关与承担违宪审查职责的宪法监督机关是同一个机关 ,并且基于一定的法理学基础。宪法解释需要一个最终的、权威的机关 ,但也离不开其他的机关为补充 ,这是各国宪法解释的共同特点。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是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解释享有最终的、最后的解释权。在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 ,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机构对宪法解释的法案例 ,表明我国这些宪法解释机关的从属性、附属性与补充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的案例 ,正是宪法实施保障法理学与宪法解释本身的需要 ,与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是一致的 ,并不矛盾与冲突     

司法解释和其他法律解释的关系

司法解释既是法律解释的主要形式之一,又是法治的一项制度;既是规范性法律文件,又是法制建设活动。健全司法解释制度是实现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除了司法解释外,依据法定分类方法,还有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地方解释学法律解释。此外,和司法密切相关并有必要和司法解释相提并论的还有地方司法解释和案例;即使司法解释内部,依解释的主体不同,又可分为司法审判解释和司法检察解释。然而,法定的有权法律解释分类中标准不同一,司法解释和其他有权法律解释之间不协调或冲突;司法审判解释和司法检察解释之间,因解释主体多元,既影响司法解释的效力,又影响司法解释和法律的统一;司法解释对实际存在的地方司法解释和案例也应正视。     

合宪性解释与中国宪法司法适用的路径选择

学界提出合宪性解释是实现宪法司法适用的一条新路,但因合宪性解释与宪法司法适用的概念不清而产生了巨大的争论。合宪性解释存在违宪审查与普通诉讼两个层次的概念,前者与违宪审查没有本质差异,后者是指对法律解释的方案做出合宪性选择。宪法司法适用存在解决机构争议、联邦争议和宪法诉愿等宪法问题、处理法律的效力问题和解决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模糊、冲突以及解释选择问题等三重空间。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难以打开司法适用的局面,但普通诉讼层面上的合宪性解释则具备司法适用性,其宪法解释的性质也揭示了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前途所在。     

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方法

<圣经>的解释权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被教会权威所把持.为消除神学家在<圣经>解释上的偏见,从而将解释<圣经>的最高解释权利还归大众,斯宾诺莎在严厉驳斥以往流行的、敌对的<圣经>解释方式及各种错误观点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普遍法则.他视该方法为"考求<圣经>真意的最准确的方法",同时又对其诸多"难处与缺点"作了深入剖析.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方法及理论,对之后科学地解释和批判<圣经>以及西方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解释方法探析

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公司的股东根据法律的授权，可以越来越多地制定“个性化”的公司章程，但是，对于如何解释存在争议的章程条款，在实践中却无章可循。文章认为公司章程的解释首先应当厘清公司章程中股东约定的具体制度的适用条件；其次应把握好公司章程规定的具体制度中整体内容的构成，对公司章程中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理解产生冲突时，应当适用《公司法》的一般性规定进行解释，对章程中任意记载事项的理解产生冲突时，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解释规则进行解释。     

解释的一致与知识确证

一个完整的一致主义确证论需要依靠它所指定的"一致"关系来界定。这自然就转向了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一致"。对这个问题西方知识论者新近的回答是把一致理解为解释的一致,解释的一致主义确证论就产生了,这种理论对知识确证问题作出了新的解答。     

“网络诽谤解释”之刑法解释论剖析

“网络诽谤解释”以实质解释论为立场,扩张了诽谤、寻衅滋事等罪的成立范围。特别是“网络诽谤解释”借助“累积犯”理论解释诽谤罪的“严重情节”,本质上创制了一种新型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网络诽谤公诉情形的增加为公权力介入言论自由打开了缺口。形式解释论以法律条文为中心,禁止司法机关的入罪解释,但不排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坚持形式解释论可防止传统犯罪网络入罪的异化,平衡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彰显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精神。     

法治视野下的法律解释

法律的生命在于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法律语言具有抽象性以及法律规则具有有限性。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排序难以解决法律适用中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固有矛盾。以许霆案为例,如果说一审判决对法律的刚性解释冲撞了民意的共识,那么重审过程中各种聚讼纷纭的解释立场、方法和结论则暴露了解释的随意性。为更有效地解决各种法律解释分歧,法官应通过视域融合与协商对话形式实现判决的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通过法经济学成本与产出的比较分析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从而尽力平衡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以求得合法合情的解释结论。     

能动的刑法解释与实用主义刑法观——重温“梁丽案”

如果我们认为每一案件都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梁丽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显然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瑕疵.在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中,这种瑕疵是可以被接受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裂隙,为检察机关能动地解释法律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能动解释的目标指向,则是对法律适用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进行综合权衡的实用主义司法观.尽管实用主义刑法观与古典刑法观存在冲突,但在现代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下,这些冲突完全可以得到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