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央司法权力的划分

厂卫干预司法是明代中央司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其实是皇帝在司法中分割三法司权力、扩张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厂卫的司法权是皇权在司法中的延伸。除了厂卫以外,皇帝还通过自己直接行使司法权、内阁和司礼监分掌部分司法权能以及各种会审制度来限制三法司权力,以期在司法中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法司司法的特点和皇权存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

明王朝出于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废除了丞相制度,从而导致中央行政中枢体制的严重失衡。为了巩固统治和完善封建官僚体制,内阁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明朝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内阁的兴衰及其权势的变化看,它完全依顺于皇权,其政治功能是皇权的外延与扩张。内阁大学士参与中枢决策,故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并未抑制住皇权的恶性膨胀。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试论冯保在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作用

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深州人,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较有影响的宦官。他从“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起,到万历十五年被“谪为奉御,安置南京”止,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普通太监平步青云:从嘉靖时期即为秉笔太监之一到“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直至万历时升任到太监中的最高的最职务一秉笔太监兼司礼监掌印。明人沈德符、刘若愚曾有过记述:“司礼监为十二监中第一     

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明代内府刻书机构探析

明代的内府刻书是明代官府刻书的杰出代表,以往学者大多以为司礼监经厂就是内府刻书的唯一机构,偶有持论不同者,亦语焉不详,没有对内府刻书的具体承刻机构进行系统考究。根据《明实录》及内府刻本等一手资料考察,明代内府刻书除了司礼监经厂之外,在中央,尚有工部、礼部、秘书监、内官监等机构,在地方,则有寺庙和地方书坊。据此提出,明代内府刻书是皇家的刻书,受皇帝敕命刊刻是这一版本类型的本质特征。     

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

“大礼议”是嘉靖初年的一个重要事件。传统的研究认为 ,“大礼议”的过程是明世宗借重张璁等一批低级官僚的力量打击内阁 ,是皇权与阁权相互斗争的过程。本文认为 ,“大礼议”一方面反映了皇权与阁权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 ;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当时朝内几种主要势力 :皇权、阁权、宦权、勋戚权力相互整合的复杂互动。皇权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不在于议礼新贵们的理论优势 ,而在于明世宗藩邸的“从龙功臣”充实锦衣卫 ,具备了武力优势并进行武装镇压的结果     

论儒臣与宦官斗争对明代政局的影响

在明代,儒臣、宦官自成祖设内阁、建东厂后,逐渐形成为权力结构中的两个势力集团,它们在高度集权的皇帝控制下,互相斗争、牵制.在与明代历史相始终的漫长岁月中,双方斗争的态势究竟对明朝政局有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试从两者所处的三种关系,即相持、专擅、合作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一从明太祖废丞相制以后,内阁作为替代物随之出现,虽然其权势远不如以前的宰相,但毕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它与君主集权的另一产物宦官集团相对应而存在.双方的争权夺利被皇帝充分利用,从而使皇权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     

票拟制度与明代政治

一、明代票拟制度之考述明制,外廷臣工章疏经通政使司呈内廷交皇帝阅览后,发至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拟作批答草稿,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面进呈皇帝,称为票拟,亦称拟票、票旨、条旨、调旨。皇帝如同意内阁草拟,即亲自或交司礼太监以硃笔照批于章疏下发,称为批红。如不同意,则发还内阁重拟,称为改票。或有章疏呈皇帝后不发内阁,不作处理,称为留中。票拟是随内阁制度完备而形成的制度,有关形成时间最早一种说法是为宣德中。但此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试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1932年“五.一五”事变后,日本政党内阁垮台,日本政治也由此过渡到了军部法西斯专制政体。政党内阁时期,政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受到明治宪法体制内部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虽然掌握政权,但未能抓住时机,稳固统治根基,而是在与整个体制的妥协中葬送了性命。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政党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例如各主要政党都是与藩阀势力合纵连横的产物;政党内阁人员构成复杂;并且政党及其领袖人物也终究未能摆脱天皇制家族国家思想的束缚。     

明代内府刻书机制考论——以敕纂修图书为中心

通过对《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的钩沉,勾勒了明代敕纂修图书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明代内府刻书是由图书编纂、审定、刊刻、装帧、发行等一整套业务流程构成的国家级出版活动,其实质是明代皇家的刻书。太监在明代内府刻书中只起到了司礼监刻书与其他机构所刻书版的管理职责,与内府刻书质量关系不大。     

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

董仲舒的《公羊》学产生了一套思辨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皇权思想,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为研究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运用文献分析法,从4个方面分析其历史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认为,董仲舒的《公羊》学具有3个特点:提出天命—神意史观,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论解释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君权神授说论证皇权合法性;提出王朝的三统循环的历史规律,将君王上升到历史主体的地位,认为皇权永恒;提出历史变易理论,呼应政治变革。从董仲舒以“三统”说和“大一统”说相配合、相交织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汉皇权巩固与扩张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对比同时代罗马帝国未能产生高度系统化历史哲学的情形,这一点更明显。董仲舒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皇权思想,既论证了皇权统治合法性,又为当时皇权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主共和”:中国式契约政治的构建

辛亥革命在短时间内,经过新旧势力合流,结束清朝皇权政治.国内新旧杂糅的各种政治势力,受国际因素影响,以推翻帝制为目标而进行了权力博弈,在政治体制选择上,多数力量赞成嫁接西方“民主共和”体制,建立中国式的契约政治,从而试图构建一种别于君主专制的新型政治秩序.然而这种契约式政治确立过程中的复杂性与派系斗争性,基本决定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武主文从的政治表达,此为“共和”夭折埋下伏笔.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职权大增 ,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 ,三省制初步形成 ,经隋朝的发展 ,在唐初走向了成熟。经五代十国至北宋 ,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明初废丞相 ,不久设内阁辅政。明清内阁有名无实。宰相制度演变具有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不断压抑相权以加强皇权、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分权后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的特点。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在于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 ;客观环境的变化     

明代尚宝司、尚宝监与宦官专权

宝玺成为国家和皇权象征之重器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历代皇帝对宝玺的掌管和使用都十分重视,并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制度。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明代初期,为防止御宝使用过程中的舞弊现象,曾于外朝政府机构中设尚宝司,掌管御宝使用中的一切事务并参与许多重大活动。其品秩虽低,但至关重要。而在内廷宦官机构中则设尚宝监,作为勾通尚宝司与皇帝、尚宝司与尚宝女官的桥梁,并监视尚宝司的用宝。同时,专设尚宝女官掌管宝玺。这种内外相互监督的御宝保管和使用制度,曾经有效地保证了御宝使用的权威性。但随着宦官势力不断增强,最终使宦官控制了尚宝司,使其成为专权的工具。本文试对明代尚宝司、尚宝监的官职沿革、职掌、作用进行探讨,并初步分析明代皇权旁落、宦官得以专权在御宝制度上的原因。     

论明代著名政治家夏言

夏言是明代著名政治家,也是明代第一个被杀的内阁首辅。他在历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在政治上加强内阁权力,限制宦官势力,整顿吏治,重视人才选拔,改革科举制度;在经济上查革冒滥,节省开支,安抚百姓,查勘庄田;在军事上巩固边防,击安南收国土,议复河套以取百年功。明中期阁权以及阁权与皇权之争十分激烈,夏言遇到强有力的政治竞争对手排挤,自身骄慢又引起明世宗不满,最终造成他悲惨的结局。     

明朝内阁制度浅析

我国历代政治制度,几乎皆相因袭。自秦以来,各朝国家之政体同属专制,然其治道与政风不同,得失利弊各异。有明一代封建专制已至颠峰,其政制与政风概而言之,则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其所创设的以“私臣”治国的“内阁制度,是这一时期国家体制的集中表现。关于明代“内阁”制度,历来论者持议常居两端、鲜能趋于一致。拙文试就其创设过程及因之而生成的明代政制的两大弊害论述于后,诚为抛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