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考辨

近年兴起炎黄文化热。对于中华始祖之一的炎帝 ,究竟是人、是神还是别的什么象征 ?通过考据学、考古学及近年有关学科最新成果的综合研究 ,人们认识到 :关于炎帝的种种神话传说 ,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炎帝文化实质是长江文明。长期存在于学术领域内的“黄河文明 (黄帝 )一统论”或“中原中心说” ,应该纠正为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长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两河流域的古代先民共同创造了炎黄文化     

有形与无形之间：城市文明的文化依托与汇通

作为“人化”活动的深层积淀,文化不仅从外部展现城市文明的“真、善、美”,而且从内部镌刻城市文明的“精、气、神”。城市文化既是城市文明的物化与积淀形态,也是其传承与弘扬方式。今天的城市文明建设,一方面要善于借助有形文化来提高城市文明的品位;另一方面又需要借助无形文化来传递与弘扬城市文明的精髓,形成城市文明建设“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汇通。     

文化与文明之辨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极其重要的概念,内涵虽有相互重合和相互渗透的地方,但却又大不相同。“文化”是人类超出自身之自然状态的诸多发明创造,而“文明”则是相对于人类自身的野蛮状态而言的;辉煌的文化成就或悠久的文化传统并非意味着文明的优越。只有弄清楚“文化”与“文明”的异同,才能理性地理解历史和把握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与文明概念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给“文化”和“文明”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 ,但他们的“文化”与“文明”观 ,既继承了历史上的和同时代的思想家的知识传统 ,又根据自己的理论体系加以改造和扩充。他们的“文明”概念与当时德国关于文明的思想有很多地方是一致的 ,而他们的“文化”概念 ,基本上可以说是广义的文化概念。     

巴族文化有传人,"灵均""廪君"一转音--论屈原是土家族先民成员之一及巴楚文化之南北混融与流变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屈原字“灵均”进行新探 :巴楚二族根源相同———楚人本源在中原 ,北族南下形成楚族 ,屈原是楚人 ,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 ;廪君系巴人也是高阳苗裔 ,南下后形成巴族建巴国 ;巴楚二国相邻 ,巴楚文化交融互动 ,其经济文化等有很多相似处 ,楚子灭巴 ,巴文化四方扩散 ,楚文化吸收巴文化因子 ;巴文化始终予楚文化以深刻影响。屈氏家族深受巴文化浸染 :屈原生于虎年虎月虎日虎辰 ,字灵均———沿用廪君系巴人族号 :灵均———廪君———虎君。伏羲炎黄为远古羌戎虎氏族 ,屈原为黄帝远裔 ,居虎域 ,生辰属虎 ,与宗虎伏羲的夏禹、以虎为道号的老子李耳老聃有潜在的虎文化联系 ,荆楚文化以虎崇拜或虎图腾机制为内质。今土家族敬称虎为廪、在心理深层及文化节俗等方面认同屈原。长江中下游巴楚吴越皆有巴文化气息。     

全球化与文明的冲突——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的困境及出路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其间包含着“文明的全球化”与“文明的本土化”的“二律背反”。文明和全球化只是创造了不同地域的本土文明进行交流的更大空间和更多契机。在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同时 ,要警惕“全球化”的陷井。     

淳厚西江

黄河文化代表农业文明，长江文化代表工业文明，而珠江文化则代表后工业文明。西江文化，则是珠江流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支。     

略谈屈原辞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屈原（约公元前339一约公元前278），我国最早的大诗人。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在吸收民闯文学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创造出骚体这样一种新形式，无疑为文化创造的个性开拓了道路，提供了范例，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于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研究等问题

“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精神上或思维上的联系 ,而这种联系又总是要通过特定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文明”则是体现这种联系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发展到特定阶段的总体的和基本的价值尺度。“文化”是动态的发展过程 ,“文明”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文化价值结晶。“文化比较研究”侧重于对不同时期或不同文化形态的动态把握 ;而“文明比较研究”则是对不同时期或不同文化所达到的总体的和基本的价值尺度的比较认识。虽然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 ,但本质均是对人自身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发现。     

纵论辽河文明的文化内涵与辽海文化的关系

文章从“辽河文明”的释义出发,从自然生态资源、多元经济形态、人类文明起源、区域民族文化和社会人文艺术等五个主要方面,阐述了“辽河文明”的独特地域文化内涵.认为“辽河文明”的命名,是基于历史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其本质特征是“文化特质”和“文脉基础”.而“辽海文化”的命名,则是基于地域文化学、人文地理学和方志学,其本质特征是“文化符号”和“文化表征”.二者的关系,不应当是如有些学者认为存在“非此即彼”的排他性,而是以辽河为“圆心”,互为表里的姊妹文化关系.辽河文明与辽海文化,就如同“黄河文明”与“齐鲁文化”的关系一样.由此提出“辽河文明”是“辽海文化”文脉基础的论见.     

中日文化交流的辉煌和中日政治文化的异同——论菅茶山的史诗式汉诗《开元琴歌》

《开元琴歌》是一首七言古诗,写作于天明六年(1786)末,共70行490字,真部一韵到底.菅茶山以一千多年的历史时间为纵线,以中日对比历史观和文明观为横线,构建了一个上至周文王,下至日本光格天皇(1779-1817年在位)的诗歌意象空间.《开元琴歌》的情感基调集中在一个“愤”字上.这是一首史诗式的“真诗”,诗人在中日历史文化时空的对比吟唱中,让读者领会到中日文化交流的辉煌和中日政治文化的异同.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研究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是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的,历经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同史前时期其它区域相比,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扬越和三苗族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心何以安——论屈原的精神支柱

屈原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第一座巍巍丰碑,屈原之所以为屈原,就在于其作品中奇特、强悍的精神力量。支撑屈原精神世界的支柱主要有:美政———执著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内美———高洁纯粹的美好情操;神灵———超验世界的精神主宰。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信仰、道义、真理、责任,这一切都表现为一种崇高的精神,这是他生命的坚强支撑,是他的精神家园。屈原形象说明中华民族很早就把精神信仰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屈原精神对后人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屈原引领了中华民族及至人类精神的提升。     

屈原文化旅游的资源开发与内涵挖掘研究

屈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历史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积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屈原文化.在文化旅游逐渐成为旅游时尚的今天,屈原文化显示出极高的旅游资源价值,并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当前屈原文化旅游的资源开发还存在一些矛盾和困惑,其开发路径需要进一步探求,文化内涵需要有效挖掘.     

邓小平文明观的民族文化渊源探析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协调发展的文明观 ,闪耀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光 ,与孔孟的义利说、程朱的理欲说、孙中山的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说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关系。探析这些思想渊源 ,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文明观的精神实质 ,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命名礼透析屈原人格的双基建构

在古文化中,名字与人格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据此,从命名礼切入,是研究屈原人格构成的新视角.<离骚>篇首,屈原在自述名字的由来时,涉及命名礼这一古文化内容.通过对屈原命名礼的分析,清晰见出屈原名字的综合内涵存有"巫"与"圣"两种文化因子.这两种文化因子预置了屈原的心路历程,预置了他的价值体系与审美取向.也正是这两种文化因子的并存互渗、相摩相荡,使屈原的人格蕴含着宗教精神和理性精神,呈现为多彩的双基建构.     

国学的今天

关于什么是国学、怎样看待当前的"国学热"、对"国学"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以及弘扬国学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在当今时代是需要展开深入讨论的。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核心部分,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国魂"的载体。当前国学的兴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也存在虚浮的弊病。而我们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国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加强当代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具有宝贵的价值。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遏”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遏的命运感伤而弘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