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用角度看人物对话翻译--评《红楼梦》译本中的人物对话语言

有关<红楼梦>两个译本的评论很多,但多侧重于文化方面.文章试从语用角度对杨宪益夫妇以及霍克思翻译的两个译本进行分析,说明文学作品中的对话语言同样受到语用原则的约束,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尤其要考虑如何在译语中体现原语的言外之力,留心原文本中有意违背交际原则的地方,理解说话人的弦外之音.     

从英译《道德经》看典籍翻译中的文化传真

以<道德经>为中国传统典籍之代表,以威利和许渊冲的<道德经>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文体风格、语义内涵和文化意象三个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探讨英译典籍中文化传译的保真问题.由此得出结论:典籍翻译的译者应在充分理解原文本的前提下,本着对源语文化负责的态度,力求在传递原文的书面意义和语言形式的同时,再现原文本的作品风格和文化内涵.     

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

文化名著的翻译与传播受译者的经历和为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制约。文章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关键词、文化事实的翻译特点,指出文化典籍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有效的翻译策略能够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翻译伦理视角下的典籍英译——《楚辞》国内英译本探析

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输出重要性逐渐彰显的大环境下,从翻译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典籍英译的翻译方法,走出文本分析的局限,强调译本的整体传播效果。回顾了翻译学回归伦理探讨的历史,针对译本体例编排和异质转化两个方面,从翻译伦理角度评析近十年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突出翻译伦理在典籍英译中的指导作用以及“丰厚翻译”法对今后典籍英译的启迪。     

《山海经》比勒尔英译本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围绕并伴随正文本,对正文本形成补充与强化,同时协调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基于杰拉德·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通过对《山海经》安妮·比勒尔英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副文本要素及其作用的研究表明,比勒尔译本的副文本在建构文化形象、彰显译者风格、促进译本接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成功于中国典籍外译实践而言,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跨文化传播与翻译策略：《醒世恒言》“心”字译法探析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要求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的关注,必然会带动中国典籍英译的发展。文章以2011年由杨曙辉和杨韵琴夫妇合译的冯梦龙《醒世恒言》译本中“心”字的译法为考察对象,使用文本案例分析与文本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较好地诠释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策略,从而为中国典籍英译的最佳实践提供经验与启示。     

试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典籍翻译策略之选择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才更有利于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古典名著《红楼梦》最有影响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译本和大卫·霍克思译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分别归属于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范畴,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看出,语义翻译是文化典籍翻译的较佳策略。     

《黄帝内经》医哲文化的深度翻译研究

深度翻译源于阐释人类学中深度描写的概念,对中医典籍的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在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医瑰宝《黄帝内经》中体现出的整体观、辩证法、阴阳论和五行说等古代医哲思想。通过对《黄帝内经》不同译本的对比研究,文章认为李照国教授的译本很好地运用了深度翻译策略,有效地传达了《黄帝内经》中体现的古代中国独特的医哲思想。     

《道德经》前期西传异化探析

西方对《道德经》翻译传播研究已达数百年历史,仅译本就有600多种,涉及31种语言。但与原文本相比,这些译本和研究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强烈的主观＂西化＂和＂异化＂色彩,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学上问题,而是西译传播者受其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文化影响,以及对东方文化的根本歧视,在跨文化传播中丝毫没有遵循对等性原则,完全剥夺了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西传的话语权。     

《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历时性描写研究

霍姆斯与图里建立的描写翻译学理论,将翻译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也为典籍英译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历时性角度考察典籍英译,全面客观地描述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译者的策略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等翻译现象,能够促使我们对翻译有更深的理解和正确的定位.自1905年第一部《孙子兵法》英译本问世至今,百余年间共出现三十余种译本.按历史阶段对《孙子兵法》的重要译者及优秀译本进行分析,总结各阶段译本的主要共性,探讨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及译本产生的影响,是运用描写翻译学理论对典籍英译进行研究的积极尝试.     

从《尚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看典籍英译问题

典籍英译意义重大而又任重道远。两个《尚书》英译本的比较显示:熟悉原著是基础,理解经义是关键。要想提高典籍英译质量,除了英文造诣和翻译经验外,更需译者认真研读典籍文本,充分吸收前人典籍研究和翻译的成果,并加强与汉语典籍专家以及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的合作。     

论注释在典籍英译中的作用——兼评理雅各《尚书》译本

典籍有别于一般文本,典籍英译离不开两种注释：典籍旧注和译文加注。时代隔阂导致典籍难读,旧注沟通古今,是译者解读原著之重要门径。典籍英译,旨在实现跨文化交流,仅靠译文,潜在＂语义真空＂难以有效填补,丰富文化信息难以充分传递,多层文义内涵难以全面展示;适当加注,则利于实现＂文化传真＂。《尚书》素称＂佶屈聱牙＂,在学术史上最为复杂,理雅各融合众多旧注成果,采用深度翻译策略,较好地实现了＂文化传真＂,堪称典籍译作之经典。     

典籍英译者的文化意识与语篇意识的融合——以《论语》三种英译为例的讨论

后殖民语境下的典籍英译是一种战略性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经对比分析发现,在所选的《论语》三种译文当中,大陆译者对原文语篇的意义结构、语篇精神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传达不如海外华人译者和英语母语译者准确,译文质量低劣。要真正破除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精华,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共存共生与和谐发展,典籍英译者必须把宏观的、战略性的"文化意识"与微观的、策略性的"语篇意识"融合起来,重视语篇的信息模式、逻辑结构、思维方式、文体特点以及语篇功能,采用"异化"策略向强势文化推广汉语文化,更好地参与世界话语建构。     

浅谈模糊汉诗的英译

模糊美是中国古诗语言的一大特点。翻译家在英译模糊的汉诗语言时甚感困难。本文分析了中外翻译名家英译中国古诗的不同译本，通过比较得出明确的结论：在英译模糊汉诗的时候．译语不能同样模糊。翻译家要尽力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并把正确传达原诗的意美放在第一位。诗歌英译的关键在于传达出原诗所要表达的真实内容。“知之”、“好之”和“乐之”是读者欣赏译文的三种：不同反映，也是翻译家不断追求使原文不断精益求精的三个标准。     

试析《西游记》英译本中高难词句的翻译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曾多次被翻译成外国文字,其中影响较大的英译本为杨宪益夫妇的节译本和詹纳尔的全译本。从人名翻译、诗词翻译和谚语翻译三个方面对两个英译本中的高难词句翻译进行比较,认为两个英译本都传达出了原文的基本思想,但也有不同之处：杨译本笔译流畅,含有异国情调;詹纳尔译本文通字顺,忠实于原著,很好地传达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论诗歌的翻译标准“传神达意”——以汪榕培译《枫桥夜泊》为例

人们普遍认为诗歌不可译,或者说无法再现原作的原姿原貌。翻译家汪榕培先后将《诗经》、《老子》、《易经》、《邯郸记》、《陶渊明集》、《墨子》等翻译成英语,并赢得了普遍认可。汪榕培在翻译实践中一直遵守＂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结合汪榕培翻译的《枫桥夜泊》,从＂传神＂和＂达意＂两个方面,与《枫桥夜泊》的其他几个英文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汪榕培翻译的《枫桥夜泊》更能做到＂形神兼备＂,即＂传神地达意＂。进一步分析＂传神＂与＂达意＂的关系,并指出＂传神达意＂是较好的诗歌翻译标准。     

英译本比照下的汉语模糊特征——以《道德经》为例

从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的视角，以《道德经》及其英译本为个案样本，分析总结了汉语词、句、章三个层面的模糊语言个性。通过比较原本与英译本得出汉语模糊性具有语言经济性的结论，通过比较汉语译者与英语译者的英译本，说明本土译者具有汉籍英译的优势。     

从文本诠释到文化诠释——论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详注”策略

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理雅各采用了"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翻译策略,使其《尚书》译本带有明显的"厚重式翻译"性质。原文中高度凝练的数字式略语、言约义丰的专名、颇有来历的典故、言此意彼的隐义等,通过理氏详注,深刻内涵得以阐发。译注过程中,理氏尊重中国经学传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但不盲从,不照搬,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氏译本不仅为儒经西译体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     

从归化到异化——《天路历程》汉译本比较

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争论可谓贯穿中外翻译史的始终,其优劣和取舍众说纷纭.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在西方一向被公认为基督教文化的经典,很早便受到传教士的关注、并被译介到中国,是最早译成中文的西方长篇小说,其汉译本已达三十多种,并不断有新译本面世.本文从《天路历程》宾威廉和王汉川汉译本比较入手,分析从归化到异化的翻译策略发展态势,同时探讨其间的中西语言文化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