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及其演变--兼论民间教育人力资源的社会配置与优化问题

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并非“落魄书生”即可一言以概之的。它是一个涵盖了“退闲官僚”、“儒士”、“举人监生”、“儒学生员”与“科举童生”的多种身份并存的职业群体。随着明代社会之变迁,塾师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退闲官僚”、“儒士”与“举人监生”的日渐淡出,使“儒学生员”日渐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社会构成的演变,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塾师群体文化素养的相对下降,但从人才梯级培养的角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不说是明代社会自身对民间教育资源所进行的一种“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有效配置与优化。     

明代私塾中的“师徒”关系刍议

中国传统伦理秩序体系中,"师"的位置缺失,成为后世"礼法关系"争论中的一个焦点。明朝以"孝"治国方针的确立,大大提升了"师"的礼法地位,并赋予了"师道"高于"友道"的基本内涵。明代私塾中遵循"师严然后道尊"的传统教育理念,确立了"师严子敬"的典范式的师徒关系。师徒之间拟血缘化关系的强化,使明代私塾中的师徒关系不仅相对稳定,而且具有较强的社会延续性。明代中叶之后,这种师徒关系呈现出相对淡化的趋势,表面看来似乎具有一定的破除"拟血缘化"社会关系的理性倾向,但事实上乃是在社会功利思潮泛生的影响下,士林风尚的一种异化。     

晚清民国私塾与塾师的"权势"问题研究

科举停废后,私塾、塾师的状况如何,目前研究不足。有人认为塾师已成失语者,是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揆诸史实,并非如此。在清末到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乡村的教育“权势”是由塾师而不是由教员所掌握,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得到基层民众的普遍信服。这一研究表明,理论建构需要建立在合理的史实基础之上,否则难免放大失真。     

“职业”与“身份”夹隙中的明代士人群体——《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评介

《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主要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明代塾师的社会规模与构成、生计状况与职业生存观念、职业生活及其社会活动等内容作了十分深入的考察与分析。该书使我们透过"身份"与"职业"的夹隙,更为清晰地看到了明代塾师群体的真实生活样态,以及中国近世士人群体演进的内在趋向。     

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

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不过,其于晚明着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化倾向.在明代统治者利用"乡村教化"来实施对基层社会之软性控制的过程中,社学也被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其相对特殊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特殊性格,也使社学成为明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晚明社学的官学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出了国家社会软性控制的强化与社会政治氛围的相对开放;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相对失衡.     

济南市祝甸乡民国时期私塾改良刍议

山东省民教馆在济南市祝甸乡设立实验区,调查私塾和塾师概况,转换对私塾和小学定位的话语,召开塾师教学讨论会,对私塾的课程、教材和教法进行改良。既取得一定成效,又有许多缺憾。这为我们在微观层面深入历史现场提供了进行个案研究的视角和资料。     

个体经济秩序与进城创业者的经营进程

个体经济秩序与个体经营行动相关。基于经验资料的分析,可发现在市场经济中,进城创业者的经营进程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从初入新市到融入新市,从融入新市到带人入市,最后形成联动立市的经济实践格局。不同于西方现代经济组织的发展路径,本土社会中进城创业者的经营进程没有采取纵深化的发展模式,也更没有陷入日常表达中"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状态,而在情感关系以及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采取的是家户组织化的横向发展形式。在同家同业、同乡同业等生产关系中,进城创业经济组织的不断孵化,不仅增强了进城创业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而且繁荣了城镇市场经济中的个体经济,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图景,并且促动了流出地经济产业区域化、规模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

私塾改良是中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过程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点.近代私塾的改良主要从管理体制、课程、教学内容、塾师、教学方法几个方面展开,体现出传统私塾与近代小学并存及两者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特点.这种改良先是自下而上进行,但最终还是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近代教育教学观念的变革是促进私塾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动因.     

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明代科举的“解额日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被动式的非理性增长，它是明代科举危机深化的外在表现。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导致了晚明 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与士人社会的分化。一部分士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 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并促动了“儒商”边缘群体与 “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生成。     

民国时期河南私塾改良及其影响

私塾改良是清末教育改革的重点,河南当局顺应形势发展对私塾进行改良,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令和章程。民国时期的河南私塾改良是在各方力量角逐下的新陈代谢和自我整合,弥补新式学校的不足,通过改良与新式教育接轨,对当时河南初等教育作了辅助和补充。文章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河南当局设立改良私塾的推行机构,对塾师的改造与培训,改进教学内容与教研方法等举措,进而分析其对近代河南教育的双重影响。民国时期河南私塾改良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高校教育信息资源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民营企业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体。当今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信息化的浪潮为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民营企业对信息有着迫切的需求,而高校可以加强与地方民营企业的联系与合作,利用教育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更好地为地方民营企业服务。     

汉代私学以经学传授为主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显学,读经习经蔚然成风,官办学校亦以儒家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但由于官学能力的有限和日渐衰废,私学中长期以来教授儒学的传统以及通经入仕的利禄诱惑,使私学成为普及和推广经学的主要承担者,由此也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发展。     

浅谈民办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

民办高等教育正处于起步向逐步完善的过渡阶段,教师群体日渐成为影响民办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为中心,建立起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就要有合理配置的有效的激励机制。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立法与法制变革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私立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中,发挥了作为新法律文明强有力杠杆的作用.私立法律教育由于附丽于种种现实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积极效果与负面效应是兼而有之的.     

私立南开大学对民办高校的启示

私立南开大学是我国民办高校历史上的典范,研究其特色的办学经验、剖析其成功的发展历程,能给我国困窘的民办高校发展现状带来些许启示。"循序渐进、夯实基础,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与时俱进的办学方向,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有效的资产运营,重视教育教学质量、着力师资队伍建设"都是实践证明了的宝贵经验。     

在历史回顾中看现代私学

私学在中国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 ,在历代社会中时盛时衰 ,几经发展和演变 ,成为我国学校教育制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私学之所以几度复兴 ,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 ,也是社会对教育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私学再度复兴可以使国家在教育上实行少投入经费 ,而多出人才 ,繁荣教育促进社会发展。这种经济而有实效的作法符合社会市场体制的要求 ,因此 ,会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在我国再次呈现出一个发展的新趋势     

我国当代民办教育立法的发展

由我国当代立法体制决定,民办教育法迄今已形成了一个按效力等级纵向分层的法律体系。以不同法律效力等级的民办教育规范性文件的颁布为标志,1978年以来,民办教育的立法工作,大致经历了恢复、开创、探索、成熟等几个发展阶段。《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无疑是我国民办教育法制建设的里程碑,与《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相比,《民办教育促进法》在一系列问题上均有重大发展。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法律规范和实施的法制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明代私人史家群体分析

明代史学不同与前朝,官方史学日渐衰落,私家史学异军突起。私人史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官方史学的不足,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私家史学何以在这一时期如此兴盛,明代私人史家群体有何特别之处,本文从明代私人史家群体的组成结构、著述目的和史籍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进而发掘明代私人史家史籍和史学理论中的时代特征和史学特色。     

《国富论》教育观点与“教育券”制度原则的思辨——兼对浙江长兴县“教育券”制度的理性批判

本文通过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有关教育观点的理解,揭示了弗里德曼“教育券”计划在理论上的缺陷。文章指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提出公立教育机构与私立教育机构孰优孰劣倾向性的观点,而教育券制度在实施中不必然地废弃公立教育机构、支持私立教育机构;学生个人和家庭对教育实施学校的选择并不能够因为教育券制度的实施得到明显提高,而只是使他们的境遇没有变坏;教育券制度的具体实施需要诸多相配套的政策与环境。     

明清科举制度对民营教育的促进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实施得最充分的时期。经过明初的反复,科举制度确立起了至尊的地位。官学无法满足大众接受教育的欲求,各种民间教育形式便大行其道,仕宦望族、商人子弟、一般民众的子弟都积极致力于此,形成了文化教育的全面繁荣。其中,科举制度是民营教育发展的关键动力。尽管科举制度的实施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由科举促成的民营教育的发展却为明清时期的政治建设发挥过积极作用,也产生过诸多正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