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纪行赋中天气的表达和意义

天气进入中国古代文人的视野由来己久,它出现在诸多题材中,尤其被纪行文学施以浓墨重彩。从《诗经》《楚辞》中涉及行旅的篇章到汉代的纪行赋,形诸笔端的风霜雨雪有着清晰的演变脉络。其一是从浮泛抽象嬗递到真切具体;其二是从以哀景衬乐意过渡到以哀景写哀情。这种文学现象既是历史时期气候条件恶化所致,也是纪行文体征实特征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行文中天气隐喻的需要使然。其中的天气隐喻体系又为情绪升降的表征、政治形势的比附、沿路氛围的营造而服务。汉代纪行赋在识史和补史价值之外,兼有首次在文学史上将天气描写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契合的坐标意义。     

论我国古代重粟思想及其影响

自管仲以来,重粟思想就开始作为一种基本治国理念,影响早期华夏文明的政治治理.汉代贾谊和晁错的重粟思想为文、景时期的富国安民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重粟思想以其对国家政策的引领作用影响了两宋、清朝乃至当今中国.     

刘向的政治法律观

<正> 说到刘向,古今著述多盛赞他为我国古代图书发展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却对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少有论及。其实,刘向的政治法律思想在两汉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对东汉以来儒学向着谶纬神学化方向发展起着直接的影响。本文拟就刘向政治法律思想的某些断面,作一初步探索。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汉高祖同父弟、楚元王的四世孙。刘向生活于西汉中晚期,历经宣、元、成三帝之世,曾任谏议大夫、给事中、郎中、光禄大夫等职。刘向有着深厚的家学、师学渊源,曾专攻《易》经和《谷梁》数十年,又从其父治《老子》,精通今文和阴阳五行学说。刘向一生著述丰富,代表性的著作有《洪范五行传论》、《烈女传》、《说苑》、《说老子》、《新序》、《五经通义》等。在这些著作中,刘向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神道设教”的政治观和德刑“三品”的法律观。     

《诗经》德治思想论析

实行德治是周人革命的重要举措和思想上的重大创获，周代政治与德治思想息息相关．《诗经》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用人的德治思想。通过研究《诗经》中的德治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周人治国观念的转变和周代社会政治的变迁。     

论魏晋南北朝诗学观的新突破

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学，都是从政治礼义的角度研究《诗经》的。两汉的《诗经｝）学，基本上是先秦《诗经》学的延续与发展，不论是以齐、鲁、韩三家诗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还是以《毛诗》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都是通过诗旨与训佑的阐述，强调《诗经》的经学性而忽视《诗经》的文学性。到了汉末，盛极一时的三家诗逐渐走向衰落，而《毛诗》独兴，成为《诗经》传播的主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仅管三家诗特别是《毛诗》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但由于儒学思想的逐步衰微，特别是由于文学进人了自觉时期，文学批评风气开始形成与兴起。在曹…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从夏目漱石青少年时期论文看其基本精神结构的形成

在夏目漱石的《正成论》、《观菊花偶记》、《中学改良策》、《关于文坛平等主义代表者惠特曼的诗》等青少年时期的一些主要论文中,已经显示了漱石基本精神结构的主要特征：在汉文学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思想占据其主要精神领域的同时,汉文学中的＂文＂所赋予历来知识分子的对现实生活的距离感和批判眼光也成为漱石日后保持部分独立精神的思想来源。     

孔子“军事”教育思想中政治伦理思想的澄清与反思

孔子的所谓军事思想,实质上是其政治伦理思想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种演化。因此,孔子的"军事"教育思想受到其政治伦理和治国思想的影响;由于教育对象的原因,在面向统治阶级的"诲人"教育中,侧重"文"而兼顾"武"。但这"武"并非我们今天所谓的军事之武,而是某种个人综合素质之武。这种缺乏以军治国方略或具体战略战术的"军事"教育,在穷兵黩武、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无疑是不适用的,难免落寞之运。     

《贞观政要》治国方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治国方略是指治理国家的战略性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作为贞观时期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集中体现,《贞观政要》治国方略的产生、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贞观时期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受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文化传统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鲜明的阶级特征和时代特性。     

契丹文辽道宗皇帝、皇后哀册和《故耶律氏铭石》的撰写人初探

一九三○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右旗辽陵内出土的契丹文《辽道宗皇帝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其撰写人是谁,至今尚无人谈及。一九六九年夏,在昭乌达盟翁牛特旗毛不沟辽墓中所出土的契丹文《故耶律氏铭石》,从其所书的撰写人契丹字姓名来看,与哀册中的撰写者应是一人。但这个撰写人的名字究竟译作什么,此人又是否见于文献记载,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西汉政论文风论略

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元史续编》及《元史弼违》探析

明永乐初年,胡粹中政纪传体为编年体,撰成《元史续编》,对成宗以下治平之迹及版帝时事有所增补,书中评语多以儒家传统君臣之道立论,虽篇幅不多而颇便省览。嘉靖年间,周复使授编年体史著《元史弼速》,是从卫道者及汉民族本位的立场来评价《元史》的。此书的纪年及书法体现了孔子的正名主张,承袭了儒家思想,尊家而贬元,但也纠正了《元史》一些史事记载上的失误。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论《诗经&#183;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创作时期为西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期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论宦官在明初参与西北茶马贸易活动中的作用

宦官在明初西北茶马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洪武八年明太祖遣内使赵成往西番市马,到洪武二十五年,司礼太监庆童和尚膳太监而聂到陕西河州、必里卫等卫市马,宦官被委以重任。由于洪武朝皇权力量强大、制度健全,宦官皆能奉公行事,且有政绩,并延续永乐、宣德时期。与英宗以后宦官大量参与茶马走私、专权干政相比,宦官在明初茶马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效,对于加强明王朝与西北藏区经济文化联系,维护西北边疆稳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通货为本 鬻奇为末——王符《潜夫论》中商之本末说论析

东汉王符撰写的政论著作《潜夫论》共三十六篇,其中《务本》、《浮侈》、《爱日》等篇专论经济。针对东汉和帝、安帝时期政治昏暗、贵戚宠臣穷奢极欲,从而引发虚伪游手浮食众多、本末不足相供的现状,王符提出农工商均可富民的经济观点。认为农工商各有本末之分,强调"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只要各务其本、各抑其末,就会最终实现"富民","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西汉郡国庙之兴废——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的关系之一例

西汉郡国庙数量庞大、祭祀隆重,是重要的礼制,它的兴废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高帝、惠帝时期郡国庙的建立,是通过制度神圣化出身寒微的统治家族之计划的一环,是伸张刘氏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文、景、武帝时期郡国庙制已明显不合时宜,成为诸侯王觊觎王权的正当性来源,对朝廷已由利转弊,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元帝时期,经学家透过经学义理建构堂皇正大的论述,取得了罢郡国庙的彻底成功。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顺应了皇权对郡国庙有害统治秩序之维护的认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的关系,以及西汉经学与现实政权的具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