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宋之争与清代浙西词派的发展演进

南北宋之争肇因于词家振衰起敝的共同意识,是清代词学的重要命题,也是浙西词派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点,相关探讨贯穿了浙西词派的发展历程:为反拨明代"花草"词风,朱彝尊提出宗尚南宋,正式开启南北宋之争,除南宋雅词一系外,南宋豪放词也曾是其推尊对象;厉鹗在朱彝尊的基础上丰富了争论的内涵并提出南北宗之争的概念,借此将豪放词剔除出宗尚序列;浙派后期词家对南北宋之争进行弥缝补苴,王昶提出诗教意旨作为衡量词格高下的标准,吴锡麒则借用明人正变说以变革厉鹗南北宗概念,在宗尚序列中加入了北宋婉约词;郭麐则在宗尚南宋雅词前提下,规避了界化南北的词风分判。姜夔被浙西词派词人赋予词圣的地位,以与常州词派所推尊的周邦彦相对立,成为南北宋之争中的一个理论节点,反映了浙西词派的新发展及与常州词派在理论内核上的逐步趋同。南北宋之争也是考察清代词学的一个关键点,该争论与清代词坛各种思潮皆有互动关系,并参与了整个清代词学的建构。     

试论朱彝尊词学理论的成就及意义

朱彝尊是浙西词派的领袖,也是一个卓有建树的词学家.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词学新见:学习南宋风格,以姜(夔)、张(炎)为宗,倡导雅正规范,构筑了系统的词学批评理论,奠定了浙西派的词学理论基础.朱彝尊的词论批评具有反拨明代词学观念的性质,有极强的针对性.从朱彝尊及浙西词派之后,清代词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并强化自己的特质,终于...     

清代词学理论与词创作的关系探析——以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为例

清代词创作与词学理论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又以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最具有代表性。三位词派领袖,创作各有成就,理论各有建树,体现出创作先行、理论自觉、双向互动、繁荣词派的共同特点。     

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简论清代论词诗词的价值

清代一些批评家以诗或词的形式表达词学思想或进行词学批评，一些著名的论词诗和论词词成为词论家的代表性的词论文献，成为词学理论的载体，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浙西词派的厉鹗、常州词派的宋翔凤均有《论词绝句》，晚清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也写有论词诗词，有些表达了对词体特征、词史发展、词坛利弊的看法，有些评议了历代词人、词作风格特点、渊源、影响等问题，颇具理论色彩。这些论词诗词是他们词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身处异代成相知尽在悠悠故国情——从朱彝尊对周密《绝妙好词》的接受说起

《词综》是浙西词派的理论代表。《词综》和《绝妙好词》在宗派意识和对“雅”词的崇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这表明，朱彝尊在编选《词综》时曾自觉接受周密《绝妙好词》的影响。其深层原因在于，浙西词宗朱彝尊和周密有相似的遗民情怀。     

论临桂词派在清代词派发展中的定位及其意义——“临桂词派”系列研究之五

临桂词派需要在清词三期及其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比较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定位,也需要在晚清词坛流派纷呈、社团林立的社会时代大环境中定位,立足于临桂词派渊源、命名、领袖、团队、宗旨、纲领及其理论基础等文学流派构成要素的研究,才能认识临桂词派对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超越和创新,也才能更好理解临桂词派作为文学流派的价值作用,确立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从梅里走向浙西——浙西词派的形成与词坛转型

以王翃、朱彝尊为代表的两代梅里词人始以彼此影响却"人各一家"的群体面世,在词学取径与创作风格上转益多师,众体兼备,与之宗尚不一的柳州诸子、云间诸子等连镳竞逐,共同引领词坛中兴。至康熙十七年《词综》成书,标志以朱彝尊为首的第二代梅里词人已融汇浙西群彦,从先前的多元格局走向单一化之路,专尚宋季以姜夔为宗主的"浙词",倡导"醇雅",形成浙西词派;同年复出的《乐府补题》,为浙西词派倡导"醇雅"主张,也为其他词人抒发合乎时代发展的心绪提供最理想的范本,朱彝尊携之入京,展开规模不小的拟和,是浙西词派倡导"醇雅"的一次重大实践活动。因其顺应时代精神与词体演变的需求,故得到众多非浙西词人的响应,最终导致词坛转型。     

浙派美学思想在浙江女性词中的表现

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是清代成就最著的词派之一,其清空醇雅的论词主张对清代浙江女性词的创作有着或显或隐的影响。浙江女性词中呈现的清雅空灵之境、幽寂清寒的风调以及多用景语婉转传情的方式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浙派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实践,也透露出女性文学创作始终与男性主流文坛暗相关联的信息。     

论浙西词派词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浙西词派”是清代影响大、绵延时间长、词学鲜明、创作实绩突出的一大词派。其词学思想的流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朱彝尊开宗立派,倡导新风,一呼百应,开清词未有之新局面;中期,厉鹗一柱擎天,尊崇周、姜,鼓倡雅词,重比兴寄托,独领风骚;晚期,吴锡麒、郭摩补偏救弊,“正变斯备”,开放通达,但终究无法挽回颓败之势。     

"新安二江先生"与"浙派"中期词的繁荣

徽商江春、江昉兄弟扶助下的康山草堂词人,基本上继承了厉鹗"清幽冷寂"的艺术风格.在乾隆中叶的文坛上,将"浙派"之词发扬光大,是"浙西词派"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力量.     

选本批评与词学观念——陈廷焯的词选批评探论

系统梳理晚清词论家陈廷焯对于历代词选的批评,以此凸现陈廷焯的选本理念。并以其对清代朱彝尊《词综》和张惠言《词选》的批评为考察重点,分析其词学观念在前、后期的变化轨迹,以此折射出晚清时期浙西和常州两派词学渐趋合流的态势。     

宋代诗话家对杜甫诗歌经典化路径的拓展

中国古代诗话具有开辟和拓展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要功能。有宋一代,品评杜诗成为一种主流学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诗话"为载体,论说老杜人品,漫谈读杜感悟,撷取杜诗精华,交流学杜心得,对于提高士人群体感知和欣赏杜诗的整体水平,加速杜诗经典化历史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诗学家通过多种努力,例如强调杜诗为唐诗"第一"的卓越成就,推崇杜甫为诗中圣人,对其艺术特色进行细致而精妙的评点,确立了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论曹勋词的雅化

曹勋为北宋末年慢词大家，其词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融入了自我的人格精神和审美趣味，含蓄典雅，推动了文人词的雅化。内容上以士大夫的高情雅趣修正花间绮艳题材，以词言志，使词向风雅精神回归；艺术手法上以才学为词，追求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这些都与时代风尚、本人丰富的学识、艺术趋尚及其父曹组的创作命运密切相关。     

论谭献词学“正变”观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推进

谭献词学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一种反拨。不同于之前学者讨论词学正变多从词体发生的角度立论,谭献更注重词的功能。他认为词是古代乐教的重要载体,故而,言志之词是为词的“正声”,永言之词是为词的“变声”。具体而言,表现手法疏越、显豁之词为“正声”之词,表现手法含蓄、婉丽之词为“变声”之词。谭献不仅以其“正变”观建构唐宋词史的体系,而且用以建构清词史的体系,这体现在他的《复堂词录》和《箧中词》两部词选中。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

白居易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白诗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情趣,白乐天本人的性情风仪,甚至与他相关的事件人物,都可以成为中唐以来至明清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上的模仿对象,这就是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诗作进行评论,二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艺术创作技法的学习,三是对其诗歌理论和思想精髓的继承,并融会于诗歌创作之中。     

李渔的诗

李渔是位杰出诗人,过去人们只以传奇作家、小说作家、戏曲理论家看待李渔,是不全面的。正如他的朋友所说:"止以词曲知笠翁,即不知笠翁者也。"他在明清易代、社会变革之际写的许多诗,描写历史沧桑、时代悲凉,为民众呼号,歌唱和咀嚼百姓的大哀痛,这些诗乃是他一生所作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放在中国几千年来无数优秀诗篇中并不逊色的作品。特别是他对民族和亿万百姓的命运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对苍天、对历史进行了呼天号地的叩问,可以说,这些诗是清诗中的上乘之作,也是对整个中国古代诗苑的重要贡献。     

清词史论纲

不到三百年的清词，名家辈出，词派纷呈。其分期，前人或“三变”或“三期”，然可商之处尚多。如果综考词风的转变、领袖词人的出现、时代风会、各类批评等诸多因素，可将清词的发展演变分为三期六段，能较明晰地把握其发展历程。     

顺康之际台阁诗风影响下的山左诗歌

顺康之际台阁诗歌的发展对山左诗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山左诗歌在清初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仅是时代契机下的一次爆发,也是文学自身孕育发展的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文试图从台阁诗歌的发展及影响、山左诗歌发展的因素、山左诗歌的发展概况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以进一步说明山左诗歌的发展脉络。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