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对宣扬孙中山精神的贡献

林森提议尊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 ,认真阐释“总理遗教”,弘扬孙中山的崇高人格风范 ,推崇他的矢志不移奋斗救国的精神 ,并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宣扬孙中山的思想 ,作为当时抗战建国的旗帜 ,这是正确而又明智的举措。虽然林森对“总理遗教”的宣传有所取舍 ,但也有所发展 ,亦有特殊的贡献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苏轼“平淡自然”论及其艺术审美理想

20世纪以来，关于苏轼平淡自然艺术理论研究的文章数量众多，但基本是围绕着苏轼晚年趋于平淡自然风格的追求与他大量的“和陶诗”来谈的。实际上苏轼的“平淡自然”艺术思想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这里从时代风尚、艺术创作、人格境界、情感守护以及人生艺术化等几个方面论述苏轼的“平淡自然”的艺术思想。     

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

以文学反映现实,提倡有为而作,这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苏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口号,要求文学要能揭出社会之弊端,以引起疗救。苏轼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创作理论,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有关;而作者要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则必须具有政治预见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不屈精神。     

“必也正名乎”详解

“必也正名乎”是阐述卫君辙与崩刂聩谁该当国君的问题。所谓“正名”,是确立崩刂聩卫国合法继承人的名分而贬刺卫君辙。《谷梁传》与《公羊传》对于卫国立辙为君的阐释,大乖孔子经义。孔子“正名”思想可以用于政治实践。“正名”来源于礼制的崩坏,其原义是政治思想,但后来被孔子转移入《春秋》成为一种著述原则和文化精神,再渗透入士人的心灵而成为儒家标志性的人格力量。     

试论苏轼的艺术追求与人格境界的统一

试论苏轼的艺术追求与人格境界的统一杨胜宽尽管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士中千载难遇的才人，他自己从小便树立了非凡的政治理想，但客观地对苏轼一生的作为审察一番，便不难发现，他不能算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的性格、情绪，胸无城府，口没遮拦，都不适合政治游戏的深奥规...     

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特征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人格代表了华夏文化豁达大度和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给人以“悦神悦志”的审美享受。本文从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征两方面入手，认为苏轼人格立足于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代表了宋人立足社会的心理归隐方式，是宋代文人群体心态的反映；它具有风流标格、随物赋形、自然萧散、诙谐戏谑的美学特征。     

东坡词与中国酒文化

苏轼的艺术创作,与中国酒文化密切相关.现存东坡词300余首,竞有半数以上涉及到酒.其中的关联,一方面是东坡对传统醉美风范的认同,另一方面在于他融会高尚的人格修养、精深的学术见解和丰富的创作经验于己怀,在把握传统醉美精神的基础上对"酒趣"的内涵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的开拓与扩展.     

“东坡赤壁”新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其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中,特别器重宋代尊儒反法的政治投机商苏轼,一再从苏轼的文章中寻章摘句,写成条幅挂在卧室里,作为他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座右铭。 苏轼曾经在湖北黄州度过三年多的谪居生活。黄州的“东坡苏壁”就是为他树碑立传的,是苏轼和其后历代反动派尊儒反法、反革命的历史见证。当前,对“东坡赤壁”进行一番认真的考察,揭露苏轼和历代反动派利用“东坡赤壁”尊儒反法、反革命的行径,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批林批孔,肃清孔孟之道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具有现实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苏轼文人画理论

苏轼系统地提出了文人画理论 :思想精神是绘画的灵魂 ,诗歌与绘画都是艺术家追求道德人格与精神自由的表现形式 ,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理论的核心在于绘画与诗歌的本质是一样的 ,要旨均在“抒情”、“言志” ,为绘画注入了思想精神的内涵 ,奠定了文人画的里论基础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苏轼在湖州

苏轼对浙西一带情有独钟。他曾数次到过湖州,并在＂乌台诗案＂前任湖州知州三个多月,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诗文创作。从苏轼在湖州的政绩、交游与诗文创作三个方面可见其在湖州的清晰行迹。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北宋中期官僚士大夫的一次群体题跋行为考论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苏辙、苏颂、吕大防、刘挚等十余位朝中高级官员,在相对集中的几年时间内都给一篇名为《李氏述先记》的文章写了跋文,出现了一次高级官员的群体题跋行为。跋文的题写时间,大致集中在元祐二、三年和六、七年两个时段,少数写于元祐八年春,记文作者名不见经传,留下的生平资料很少,挖掘地方志文献对记文的收录,分析记文内容,考索作者履历,可以纠正一些史籍记载的讹误。通过对作者与跋文撰写者社会关系的勾勒,可以看出,北宋“元祐更化”引起的政局变动、科举选官制度相关的同年关系、士大夫在政局变动中不同的政治态度等,与这一群体题跋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士大夫群体交往心态和交往方式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秦观词创作片论

秦观的词在转益多师的基础上自辟蹊径而成大家,并非只受柳永等人的影响,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词的创作同样深得苏轼的指导、鼓励和提醒,他也继承了苏轼对词“雅化”和革新的成就,特别是过岭后的遭际使他的词作具有“严重高古”的特点,实现了新的突破。     

蜀党的立党及成员

蜀党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的政治集团,它以苏轼、苏辙为领袖,以包括黄庭坚、秦观、张耒在内的苏门六君子等人为其成员.蜀党的政治活动,贯穿了从仁宗嘉祐到北宋后期,并亲身经历了期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纷争.苏氏蜀学是其立党思想,苏门则是日后蜀党的主要组成力量.同时,蜀党代表了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使这一群体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受到瞩目.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苏轼“归去”词初探

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归去”意向,即“归去”词,按照“归去”的不同方向,可将它们划分为归隐词、归仙词和归朝词。归隐词,顾名思义,是苏轼带有解甲归田意图的作品,表现出对官场的厌恶与逃避;归仙词是他丢下心灵包袱、追求并享受自由的作品;而归朝词则集中体现了苏轼的儒家入世思想,是其执着于世的代表作。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