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内外服官制度,形成了诸夏与四夷不同的臣服和纳贡关系,并由此产生了民族观念和夷夏有别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族观以性相近论为基础,以仁爱为指导,以是否符合礼义来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主张用夏变夷,修文德来远人。之后的儒家坚持先儒大一统思想,反对夷夏大防,主张兼容并包、民族融合,并通过理论实践和学术讨论,对儒家的民族观作出了重大的发展。     

论西南方志中的民族思想——以常璩《华阳国志》为例

西南地区的方志对民族情况常有记载,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亦如此。文章根据《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从夷夏观、民族一统观、西南民族地理观等方面分析了作者常璩的民族思想。常璩的民族思想既对儒家传统民族思想有所继承和运用,也对区域民族地理观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华阳国志》反映的"华夷有别"、"用夏变夷"、民族一统等民族思想在以后的方志中多有体现,并一直延续至清代。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

唐末五代士人对沙陀政权的认同,是与他们的国家观、正统观、华夷观密切相关的,也是沙陀人汉化的结果.士人们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先秦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结合现实,提出了以儒家"礼义"、"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最高乃至唯一标准;沙陀人则在内附后由"在蕃"到"入附"、"熟户",成为唐朝的"王人"、"百姓",并最终与汉族融合.沙陀政权由此也得到了汉族士人群体的认同.     

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

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的元明易代,对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初在"用夏变夷"、"复古"等口号下推行的礼俗整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民间日常杂礼的清整和规范,即是其中的内容之一。明初在"别华夷"、"正名分"等理念推动下进行的礼俗改革,实质上是儒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相互配合,对民间生活进行的儒家化改造。它们共同塑造出明代前期整饬有序的社会样貌,也创造出一个后人看来礼制谨严、风俗淳厚的时代。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儒家民族观思想基础探源

本文以儒家民族观为切入点,展开对传统民族观的相关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学长期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因而儒家民族观也得以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以及儒家"仁"与"礼"的核心思想,不仅为儒家民族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为儒家民族观得以世代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内在动力.     

试论儒家与道家音乐思想的和谐互补

中国古代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观对中国音乐审美观念和风格的形式发展有重大影响,儒家音乐思想是入世的,道家音乐思想是出世又入世的,儒家主张"乐以载道"、"乐与政通",道家所长"大音希声"、"通神养生";儒家追求"中和、善美",道家追求"自然、希声",儒道互补的音乐美学思想构成了中国绵延不绝的民族和谐之音。     

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演变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周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汉代经学的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齐鲁文化以“圣地”的文化气象,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以及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从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发展的历程表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思想资源,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形成时代需要的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将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哲学基础与思想资源。     

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再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如果说西方文明是"狼的文明",中国儒学文明是"羊的文明",那么道学文明则是"龙的文明".道学文化是人类唯一保存下来的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原生态文化,它是人类最初的文化,也必将是人类最后的文化.新道学文化的创立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也是世界上"第二轴心时代"普世文明的发现.我们应以道家的自然生态文化为基础进行现代化诠释和综合创新,将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接纳进来,创立集古今中外文明精粹之大成,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文化,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21世纪人类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     

高丽时期汉诗兴隆之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因素探源

作为朝鲜古典汉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高丽五百年文坛的汉诗创作一派繁盛。究其外在原因,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高丽效仿唐代而施行的科举制激发了高丽士子学习汉诗的热情,由之而兴起的私学制度又为他们学习汉诗提供了最佳学习平台;高丽时期汉诗的兴隆还得益于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通,形成了儒家思想影响占据主导、释道思想影响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汉诗主题意蕴格局;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对高丽汉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高丽、中国两国间文人和文学交流对高丽汉诗的兴盛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先周文化对中国文明的奠基作用

中国文明在世界上具有巨大和独特的意义。周代商而形成的礼乐文化,对于中国文明具有奠基的作用。周文化之所以对中国文明起了关键性质的变化,在于先周的文化积累,为中国型农耕文化打下了主要基础。这一奠基表现为：先周文化对中国型农耕文明的奠基作用,对中国圣人样板的奠基作用,与中国礼乐文化体系化的关系。与中国政治型文化初次辉煌的关系以及与中国思想塑形的关系。     

屯垦开发路径下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构建

西域在唐代国家安全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因此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建设。在治理策略上,先是进行屯垦固边活动,有效促进了边疆开发和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制度建设,实行因地制宜的行政管辖;在屯垦开发的民族合作中,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逐步增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由此,在唐朝管辖西域的一个多世纪中,有效保障了丝绸之路和西北边疆安全,大唐盛世局面进一步繁荣发展。     

明代厨婢现象的历史文化蕴涵——以《醒世姻缘传》为中心

《醒世姻缘传》是明代历史章回小说的典型代表,它对明代中下层社会生活进行了共时性、整体性的展现。以《醒世姻缘传》反映的厨婢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小说描述与各种史料的相互印证认为,明代厨婢呈现出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时代特征,这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奢侈之风的盛行息息相关。奢侈之风拉动了社会对家庭服务类厨婢的需求,而商品经济的逐步深入使这种需求成为现实,它一方面健全了厨婢买卖的市场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改变了社会上的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条件的考量冲击着传统道德的良贱分野。这一现象的背后也透露出明代社会女性生存空间的狭窄。商品经济尽管为明代下层民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和谋生机遇,但女性却被儒家两性体系中的“男外女内”原则所阻碍,她们不得不在家庭内部的有限空间中寻求适合的生存方式,明代厨婢的大量出现正是有明一代这种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整体变迁的反映。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儒家的修身学说与汉代士大夫的轨德立化

修身以安天下、轨德立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先秦圣哲无不强调修身安人、礼乐教化的重要性。汉代士大夫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修身学说,并把轨德立化运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士大夫的轨德立化主要包括士人的个人修行、君主的仁德教育、民众的教化等。它在整合社会、提高民众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儒家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渗透于社会各阶层。     

经学与汉代史学

经学在汉代的独尊地位是在适应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后逐步确立下来的,受其影响,该时期的史学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经学的濡染和熏陶,治经儒者的作用和贡献,都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儒家经学和史学有着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