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与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有紧密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培训经历及工作经验均与收入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建议政府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意识和水平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转移.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初探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管理迫在眉睫。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假设:职业是农民工生涯中工作的延续;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主体双重化;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的利益一元化。受内外双重因素影响,可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划分为职业成长阶段、职业探索阶段、职业建设阶段、职业退出阶段。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直面新生代农民工

随着外出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和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2)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3)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安徽省内16个地市的101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开展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外出务工状况、对相关政策认知与参与状况对于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身体状况非常好、收入来源于土地承包费、平均月工资在4-5千元、加入商业保险、微观政治参与意愿对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身体状况较差、希望养老方式是储蓄和商业保险养老、收入来源于种植和养殖业、宏观政治参与度对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负面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1613个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环境因素、企业雇佣政策因素和政府培训政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社会资本、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企业薪酬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就业能力各维度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动态调查研究——以536位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从思想政治意识、社会伦理道德意识、个人职业发展意识和法律维权意识等角度,对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入调查,认真分析调查数据,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现状,揭示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及建议,为政府部门制定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和现实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教育探析

针对＂民工荒＂凸显出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提出应从五元一体的投入机制、职业培训项目的设计以及职业培训、就业与市民化三位一体三方面入手,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工作。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两代农民工生存方式代际差异分析研究

受教育程度、时代变迁和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内部产生了巨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务工目的、流动范围、职业选择、劳动条件、生活方式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了解和正视这些差异,能更好地把握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性量表的编制

为编制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性量表,采用整群抽样法,先后分别抽取2000名和160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初测和重测,严格按照量表编制的基本要求,考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适应量表包括：生理适应、情绪适应、生活适应、认知适应、职业适应、人际适应6个维度.因素分析结果显示,6个维度可解释总方差的46.760％,各维度的项目载荷在0.352～0.753之间;各量表的Cronbach＇ sα系数分别为0.667,0.810,0.828,0.802,0.820,0.770,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5.由此得出结论：所编制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适应性的测量工具.     

一个尴尬范畴的批判——基于农民工概念演进的内涵和语境

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农民工范畴经历了从＂农民工=户籍身份（含输出地）＋职业（主要指经济收入）＋阶级成分＂到＂农民工=职业＋户籍身份＂再到＂农民工=职业＂三个不同样态,其演变的语境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令人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财富的攀升和＂新生代农民工＂含义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内涵,即将进入＂农民工=职业＋土地财富＂的新阶段。     

贫困地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休闲生活现状调查研究--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

休闲已成为现代人生活、工作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社会群体,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休闲生活现状值得关注。研究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从休闲时间、休闲消费、休闲认知三个维度对本地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同龄城市女青年休闲生活进行对比研究,得出结论:贫困地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休闲时间严重不足,主要休闲消费方式仍处于消极型的休闲层次类型;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而言,她们已经认识到休闲的重要性,但由于受封闭的休闲空间及拮据的经济条件所限,她们的休闲动机仍停留在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中前两层的初级需要。针对此现状,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新生代农民工讨薪行动演化根源及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讨薪维权呈现合法性支持趋好的结构性变化,从生存型权利向发展型权利的渐进和扩张,其行动意愿及维权方式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占有和城市社会关系嵌入的状况,那些受雇就业者的临工化境况堪忧,自身权益救济无力且困顿于劳动合同的灰色陷阱,以致讨薪行动“常态性”地演绎。有业可从和获取较理想的收入是农民工行动的首选,目前权益救济的制度性通道拥挤且潜在成本不低,非正式乡土关系网络的聚变性力量不可低估。建立灵活稳定的就业长效机制,形成雇主、农民工和政府多方参与的诉治组织,进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度补阙,更能有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的社会保障分析

农民工彻底融入城市是我国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但这一进程受到制度排斥和农民工自身素质双重因素的制约,作为市场机制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关系着制度支持和农民工个体作用的发挥,其完善与否一定程度上强化或弱化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试图创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保障分析模式,分析社会保障对此过程产生的影响,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完善相关社会保障体系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价值观解析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引导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实践,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文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的阶段性状况,剖析了其矛盾冲突特征,提出了通过利益调节、价值观引领机制建设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现代转型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