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古与忠信:先秦儒者子张与申祥的威仪从政论

子张之儒,是先秦儒家重要一派。他们重视历史,因此看重《尚书》,对于其中所记载的古圣先王之身体威仪亦尽力模仿,其"禹行而舜趋"的外在表现,亦可看作是对孔子"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善人之道"的身体力行。子张之后,其子申祥(颛孙子莫)成为该派儒者之主要代表,他把子张的从政君子威仪修养论概括为"执中",并主张君子有"三去",强调从政君子之修养不仅要"摄威仪",更要"主忠信"。这与"郭店楚简"中《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三篇文献将"忠信"凌驾于"仁义"之上的学理倾向若合符契,我们认为这三篇文献可以归于以申祥为代表的子张后学。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个纯阶级概念吗?

<正> 现代不少学者长期以来把《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当作纯阶级概念看待。如说:“孔子从其特定立场出发,区分了与历史上奴隶主奴隶两阶级不同的‘君子’‘小人’两大身份等级的阶级关系和地位。”另有人说。“处于剥削地位的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君子’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另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小人’。”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少。如说:“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这是说‘仁’这一道德品质是统治阶级(君子)的道德品质,被统统治阶级(小人)是说不上‘仁’的。他所讲的‘仁’不包括劳动者。”总之无论是     

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①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法言》的“经传注我”与义理标举——扬雄《论语》学研究

扬雄仿《论语》作《法言》,"仿"是依照《论语》的形式,"作"是借《论语》阐发自己的思想,与汉代经师"我注经传"方式不同,他采取"经传注我"方式,对《论语》的阐释通过"变其文"、"解其义"、"拟其旨"达成。在这种解经方式下,《法言》所要标举的是立法、明志、申道,即:以孔子之法为准绳,以颜子之乐明其志,以君子之道申其义。     

言行与教化：《论语》“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疏解

言行关系是《论语》中的一则重要命题。《里仁》篇中的“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一句便与此相关。在诠释史中，学者将其旨意或解为倡导谨言，或解为勉励躬行，其中实则隐含着“有言有行”和“行而不言”两类不同理想人格的设定。详循孔子对言行关系的论述，他不仅指出言、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强调了二者的一致性趋向。实际来说，孔子言行观的旨趣并非谨言或慎行，而是在借助个体之“耻”提示个体能力和德性的提升，也即对个体展开教化。孔子对行为主体的关注不仅展现了儒家在言行关系问题上的独到运思，也体现出中国哲学重视行为主体而非哲学概念的特质。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许廷桂史学家金德建著《司马迁所见书考＞称：“其实《史记·孔子世家》里只有这样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孝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韵、武、雅、颂之音。’这段话里‘删’字固然没有...     

《卫风·氓》篇“复关”解

历代治《诗》者对于《卫风·氓》篇“复关”一词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复关”是氓的居住地或居地附近,在诗中借作该男子的代称。 汉人毛亨《传》认为:“复关,君子所近也。”郑玄《笺》云:“前既与民以秋为期,期至,故登毁垣向其所近而望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复关以托号民”。 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认为:“复关者,非人之名号,而妇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笺又申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其近复关以托号此民。故下云‘不见复关’、‘既见复关’,皆号此民为复关”。 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复关,男子所居地,不敢显言其人,故托言之耳”。     

仁智关系及君子人格——《论语·雍也》“井有仁”章再解

《论语·雍也》"井有仁"章,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论语》中难以解说的篇章之一。前人在解说此章时,未能深入分析宰我提问的背景、主旨及其逻辑缺陷,故在异文辨正和相关词语的疏释上缺乏明晰的思路,甚至落入宰我的逻辑陷阱之中。本章宰我"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的设问,旨在讨论"仁者从仁"绝对性的问题,故无论"井有仁"还是"井有仁者"可并通,但宰我将其绝对化。而孔子的回答,在彰显其逻辑缺陷之外,主要从君子之自我修为及人我关系方面予以了回应,既强调了对"仁"的选择、追随与坚守,又强调了"智"在君子人格中的重要意义,还凸显了孔子对以绝对化面目出现的"远人之道"的警惕。     

“浩然之气”孟与“大丈夫”之德——孟子“勇”思想探析

孟子尚勇,他认为真正的大勇是深明大义,能够通过自反而作出进退选择的“理性”之勇,是合于气节、道义,敢于担当的道德之勇。孟子以气养勇,以义配勇,崇尚‘啥生取站’,其勇与“心”、“志”、“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体现情感与行动统一的德性。勇的培养需要立其志,养其气,从而最终形成其理想人格——“大丈夫”。     

《孔子诗论》的思维方式与孔子诗教的政治伦理功能

本文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诗章的解释与《论语》所引"诗"的分析,认为孔子将诗进行了政治和伦理化的解释。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孔子诗教的这种功能与类喻式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认为除了价值观外,这种思维方式是诗教之有政治伦理功能的原因。     

从“替天行道”到“以情悟道”——二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不得其位而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有命无运"是作者对甄英莲的同情,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叹息。《红楼梦》的主旨是"以情悟道",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旨在借石头的爱情与生活经历,表达自己"不得其位却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的伟大情怀"。然而,时代变了。《红楼梦》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不同,与施耐庵的时代亦有所不同。这种改变反映到《红楼梦》中表现为作者把"怀才不遇"的愤懑变成了"无才补天"的自嘲,把"替天行道"的呐喊变成了"以情悟道"的警世。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思潮、科举制度、文学潮流以及满清政府的文化专制——文字狱等几个方面来看,这种改变反映着时代发展的必然。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孔子与《书》教

《尚书》具有浓厚的政治、道德教化色彩。后世无不重视对《书》的学习,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早在孔子之时,已经实施系统的《书》教。孔子《书》教是一个以"疏通知远"为目的,以德治、仁义为核心,包含德主刑辅、尊贤重民、礼治伦理、君子人格等思想内容的王道政治教化体系。孔子《书》教对早期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嵇康对"君子"的解构与建设

历史上,嵇康是名教的叛逆者也是坚守者,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儒家"君子"的解构与建设上.从内涵看,嵇康君子人格型态既有儒家君子人格的品质,同时又"援道入儒",赋予"君子"新的内涵.这种儒道结合的特点虽然不是首例,但却形成一种新的人生格局,其以君子之"真"驳"伪",以"自然"解构"克己",以"志"抗命.嵇康视野中的君子具有"行不违其道"的修养工夫,这种道德行为的发出,不是在心中思考、计量"何为贤明"后去践行,而是顺着内心去行动,其行为刚好与外在的道德规范相符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建设.     

孔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孔子和《诗经》有着密切关系。孔子又是儒家诗教的奠基人。孔子论《诗》继承了春秋时“赋诗言志”的传统,既重视《诗经》的社会功效,又把《诗经》中的诗句和个性修养相结合,与仁礼教化相结合,为儒家诗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孔子论《诗》注重诗的本体特征,有较高审美价值,对人们认识《诗经》的文学价值有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政治文学观的确立─-从孔子“诗教”说到汉儒“政教”观

孔子从"仁"学思想出发,对《诗》的特征及作用进行全面总结和分析,形成了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诗教说,注重诗的道德意义和社会功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汉代儒士对孔子诗学观进行扬弃改造,从文学与政治敏感对应的角度,通过对《诗》的曲解误读,对《乐记》的观点进一步发挥,确立了"审音知政"的政治文学观,既肯定了诗的抒情特征,又特别强调诗的美刺和政治教化作用,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石。     

从“君子九思”谈辅导员的人格魅力

孔子提出的"君子九思"是对君子人格修养标准的精辟诠释。高校辅导员同样可以借鉴"君子九思"的标准和要求修炼自身,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既要学为人师,更要行为世范,做学生的良师益友,铸就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特有的人格魅力,努力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从“诗言志”论诗歌翻译——以英国诗人豪斯曼诗歌四首汉译为例

诗歌翻译从理解"言"开始,不可得"志"而忘"言"。译诗之道在于用译入语还原原诗,力求形神兼备。"译诗民族化"能兼顾两端,使二者结合起来。因此,译者如果能正确把握原诗的"言"和"志",再辅以正确的翻译理论,应该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本文所举四首译诗就是把"正确理解诗歌的‘言’和‘志’"与"译诗民族化"相结合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