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旁支——地记与谱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蓬勃发展,以纪传史的著作为主流.纪传体包括纪、传、志、表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体裁都在纪传史以外得到独立的发展,但它们对纪传史来说,都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编年史,从形式上看,编年史有与纪传史并驾齐驱之势;究其实际,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却是非常明显的.编年体的产生,早于纪传体.自从司马迁创造纪传体以后,遂使这一体裁在汉代独霸史坛.汉末“(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因此,自编年体重登历史舞台之始,即表明其与纪传体之间的主从关系:班固经传体的《汉书》为主体,而荀悦编年体的《汉纪》为从属.单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中国古代纪传体研究综述

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重要体裁,从古至今研究者众多。本文从其起源、《史记》纪传体、《汉书》纪传体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对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     

史书体裁试探——《中国近代史记》的新体例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治史体裁之多,堪称世界第一,诸如纪传、编年、本末、通鉴、纲目、会要、典志、方志、表等等,不胜枚举。但总而言之,可归纳为三体:编年体、纪传体、本末体。每种体裁都有其特殊的功用和成就。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其成就之大者如《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分列纪、传、表、志等。纪“包举大端”,传“委曲细事”,表“谱列年爵”,志“总括遗漏”。其成就之大者如《史记》、《汉书》。本末体     

《史记》与《三国志》考辩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拓之作，《三国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两书均属“前四史”。本文从体例、写作方式、著史思想三个方面对这两部史书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辩，得出了部分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结论。     

关于我国古代史体的两点浅见——读《史通·二体》札记

我国古代历史书籍不但种类、数量浩繁,而且编纂的体例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唐代的著名史学刘家知几所撰《史通》,对总结我国的史籍和史体作出了巨大贡献。《史通》中的《六家》、《二体》篇把唐以前的史籍分为六类,即“六家”;把史籍体裁归结为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根据记载历史的特点,六家中的“春秋家”和“左传家”是以记事为中心,属于编年体;“史记家”和“汉书家”是以记人为中心,属于纪传体。很明显二体包括不了六家中的“尚书家”和“国语家”。那么,这两家的编纂体例又是怎样的呢?     

章学诚对《宋史》的批评与改撰

在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中,由《史记》和《汉书》开创的纪传体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纪传体史书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渐渐产生了弊端,至《宋》《元》二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章学诚考察历代纪传体史书的流变与得失,选择《宋史》作为鹄的,对《宋史》诸表、诸志、列传等展开深入的史学批评,提出设置人表类例、明确修史义例、记事客观公允等编撰要旨,进而提出了改撰《宋史》的基本构想即传以纪事的新纪传体裁。他的史学批评具有极高的辩证性和公允性。     

新时期《汉书》游侠研究

有关“游侠”的争论及研究由来已久，《游侠传》又是《汉书》中备受争议的一章。学术界多将它与《史记·游侠列传》作对比。新时期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关于《汉书》游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内涵、特征、史学观到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视角，《汉书》游侠的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对《汉书》游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班固的作史精神和《汉书》游侠在游侠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冲破旧格局的第一部中国近代史巨著——评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

由徐泰来主编、国内几十名专家学者参加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记》(以下简称《史记》)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同行中引起较大的反响与好评,它是建国40余年来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冲破旧格局的第一部巨著,从体例、体系到内容,无不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读者面前。 第一、体例上的创新。《史记》吸收古今中外史学体裁的优点,采用纪传体与章节体相结合的方式,把全书分为:史8章、志15章、44表、209传。4个部分相辅相成,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体系,既能具体把握历史的脉络、规律,又不显得臃肿、重复。在“史”部,作者对史料采取大胆剪裁的办     

王恒事迹考

殷先王世系,据王国维考证,在王亥(《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世本》《作篇》作胲、《帝系篇》作核,《吕氏春秋》作王冰,《天问》作该,《山海经》、《竹书纪年》及殷卜辞作王亥。观卜辞中凡祭王亥皆以亥日,知亥为本字,余皆通假字或形误)与上甲微(《国语·鲁语》作上甲微,《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主甲微,“主”为“上”之误。《史记》、《汉书》及今本《竹书纪年》径作“微”)之间当有王恒一世,古史学界都认为这是关于殷商史的一个重要发现(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近世史家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史记》《汉书》在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中的地位

《史记》、《汉书》是汉代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汉代文明的记录,它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史记》的重大贡献在于记述了人文初祖和文明传承的历史联系;《汉书》的突出成就在于进一步描绘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山川形胜和文化交融。二者交相辉映,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恢宏历史画卷的开端。     

《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汉书》史论的评史方法——《汉书》史论研究之一

《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堪称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块璀璨的里程碑.本文所说的“《汉书》史论”包括《汉书》各纪、表、志、传的序、赞、论及《叙传》,其内容大多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这些史论比起单纯的历史记载来,在表现史家思想和情感方面,更直接,更真实.它不仅是《汉书》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我们深入研究《汉书》思想的一个门户和捷径.《汉书》史论的评史方法,有三个优点,可为后代的典范.现分述如下: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从《汉书》的内容看其编纂特点

《汉书》是参照《史记》的体例编撰而成的。但是它创新发展,首开断代史编辑体裁的先河。在编辑内容上舍弃“世家”修“本纪”,详今略古的作表原则,“列传”的入选原则,“志”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对边疆民族的详实记载等,这些独树一帜的做法确立了它在中国编辑史上的崇高地位。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汉明帝诏书与班固

东汉明帝在位的十八年间(公元五八——七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歌功颂德之风最盛的时期之一。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大量歌功颂德之作,“颂”体文学空前发达,辞赋的主旨由“讽谕”转为“歌颂”,文学批评也用是否歌功颂德作标准。在史学方面,前代史《汉书》“饰主阙而折忠臣”(傅玄语),当代史《汉纪》的东汉初部分“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刘知几语),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直笔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