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真伪考辨

戊戌变法后,留日青年学生中盛行一种被称为“浏阳体”的诗歌,形式为七言绝句,内容狂放恣肆,充满激情。革命烈士秋瑾、陈天华、赵声就都写过不少这种极富战斗性的“浏阳体”诗歌。“浏阳”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湖南浏阳人谭嗣同,“浏阳体”诗歌就来源于谭嗣同的一首《狱中题壁》诗:     

转换性的创造

李泽厚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讲演中说，如果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保守主义，谭嗣同的“流血遍地”是激进主义，那么，我以为处在两者之间的康有为，恰好可算是“西体中用”的自由主义。张之洞强调的是维护、捍卫传统的等级秩序，谭嗣同要求用激烈方式打破这种既定秩序，强调人人平等。那么康有为则更多立足于个体自由，主张渐进地改变现存秩序。这便是我所赞同的第三派意见。“革命性的创造”，是彻底地打破、冲毁、推翻旧有的、现存形式模态、秩序、制度，尽速地创造出新的东西。我今天强调的恰恰相反，主张不必彻底破坏，迅速改变，…     

论粮油期刊文化与粮食文化观——兼论粮油期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国家粮食战略中的文化使命

提出了基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的粮食文化观,即：“民以食为天”之粮食政治文化观;“农业乃百业之基,粮食乃农业之基”之粮食经济文化观;“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之粮食行政文化观;“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之粮食企业文化观;“技术创新为粮食保驾护航”之粮食科技文化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粮食消费文化观;“食以安为先”之粮食安全文化观;“节粮光荣,浪费可耻”之粮食道德文化观;“色、香、味、意、形、养”之粮食审美文化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之粮食哲学文化观。论述了粮油期刊和粮食文化的关系以及粮油期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国家粮食战略中的文化使命。     

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作为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主帅之一 ,方克立在文化哲学研究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对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发展历程进行了拓荒性研究 ,通过宏观审视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地阐释了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贡献与缺失 ,批评了“西体中用”论的文化观 ,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思考 ,从而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方针、方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学派的“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     

谭嗣同哲学三题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近代哲学的特殊性,新旧交替、中西交汇使近代哲学无论理论来源、内容构成还是概念范畴、体系建构都变得异常斑驳、多变和复杂。这一点在谭嗣同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有鉴于此,如何界定、把握谭嗣同哲学的性质和特点,进而客观、合理地界定其地位成为谭嗣同研究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学术界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存在诸多有待探索的空间,对谭嗣同哲学的定性颇有争议,对于谭嗣同的评价也有待商榷。     

谭嗣同新学与湖湘文化

“以太为体,仁为用”是谭嗣同资产阶级新学的主要内容。在谭嗣同的新学体系中,物质文明是以“格致”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技术,精神文明则是以“民权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谭嗣同新学的构建与主体文化的来源是以湖南文化所蕴含的丰厚哲学思想资源为基础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中国本位文化观比较审视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中国本位文化观同诞生于民族危机深重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两者都具有救亡启蒙社会思潮的一般特征,都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大命题的回答;相对于中国本位文化观,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更具有开放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由于时代性和阶级性的差异,作为国共两党代表性的文化观,两者有了不同的历史影响与作用,分别具有了不同的历史运命与归宿。     

周人伦理文化观的核心、表现和特点

伦理文化观的核心是道德观。从周人对“道”和“德”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的道德观。周人的“道”、“德”观，不仅包含着对天道、世道、人道的信仰、体认和遵从，而且包含着对传统道德、现实道德和理想道德的兼顾整合。周人的伦理文化观表现为观念、行为、制度和器物。周人伦理文化观的特点是政治化、礼乐化和理论化。     

论谭嗣同的变易观

中国近代是内忧外患的时代,也是奋发图强的时代。谭嗣同希望通过变法维新,将中国引向富强之途。因而他对“变”寄予厚望,对通过变法达到的理想境界心驰神往。他论证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或者说,为变法提供理论辩护的则是变易思想。从思想来源上看,谭嗣同讲变易的理论武器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佛学、中学和西学。谭嗣同建构了自己的变易观,既揭示了万物变易的天地之序,又提出了历史变易的“两三世”说。由于不能辩证理解变与不变(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他一味追求变化日新,而最终陷入极端。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依然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辨证唯物的文化观推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为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