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女性文学的伦理学思考

文章试图从女性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两性关系、"母爱"情结四个方面探讨"十七年"女性文学伦理道德观念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构,旨在从伦理道德表象入手,挖掘"十七年"女性文学有别于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的重要特征.     

“自由”、“平等”的呼唤——“五四”时代女作家创作论

妇女解放是"五四 "时期民主知识分子备加关注的一个问题.伴随着"人"的意识的觉醒,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婚恋自主已成为"五四"时代广大知识女性的自觉要求,"五四"时代女作家本身就是这样一些知识女性.文章从分析她们的作品入手,论述了女性自身对"自由"平等"的不懈探寻.     

走不出的"塔"--论"五四"女性书写中的女性意识

"五四"的女性书写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体现了具有人之主体精神的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但由于"五四"社会改革运动的本质和趋向,女作家们的写作文本存在着明显的女性意识缺失一是传统男权意识的潜意识流露;二是女性对自我角色的放弃.内在匮乏与历史沉默使她们仍然禁锢在千年男权构筑的"幽灵塔"中,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自己性别的书写.     

从《我的中国世界》看赛珍珠与中国文化的隔膜

以赛珍珠的《我的中国世界》为例,从赛珍珠与鲁迅,赛珍珠看汉人与满人之关系,赛珍珠看中国传统教育,赛珍珠看"五四青年"及"五四新文学运动",赛珍珠看中国女性解放五个方面对赛珍珠与中国文化的隔膜进行了探讨。认为,与同时期的中国女性作家相比较,鲁迅所言"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有它的合理性。     

"五四"女作家笔下"贤妻良母"的新内涵

"贤妻良母"曾一度被看成是封建女性的代名词.冰心、陈衡哲等"五四"女作家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理智、谨慎地对民族、文化、历史进行审视和反省,扬弃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她们对女性标准人格和角色定位做出了准确把握,从思想基础、自身修养和社会尊重等三个方面赋予了贤妻良母新内涵,在文化观念方面为女性解放创造了良好条件.     

个人主义与性别权力——胡适、鲁迅与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两个维度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因被统一到"人的解放"议题而得到前所未有的推进.而同时,五四新文化"新/旧"、"个人/家族"及"传统/现代"的文化批判模式,使易卜生<娜拉>一剧旅行到中国之后,其冲突核心的性别等级问题,演变为青年个人自由与家长专制之间的代际冲突,以及迷信与科学之新旧文化矛盾.胡适戏仿易卜生<娜拉>而写的<终身大事>,作为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始作俑者,极富象征性地体现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叙述的特征及盲点.鲁迅的<伤逝>,以对五四主流论述的质疑,叙述女性"出走之后"的困境,揭示了五四个人主义价值论中隐含的性别权力,以及新文化启蒙话语中的父权意识,表现出对五四新文化"进化"与"二元"思想模式的警惕与自省.     

贞节樊篱下的变异——五四时期女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同性恋"现象

本文以传统的贞节观念为基础,从女性生存的外在环境与她们的内心世界两方面,分析了五四时期"女性同性恋"产生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呈现中国现代女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同性恋"现象.     

被书写的叛逆:质疑"娜拉精神"

娜拉,作为中国女性觉醒和"五四"叛逆精神的表征,在进入中国语境后发生了未被觉察的精神变异,从而显示出女性解放话语的裂痕.从易卜生笔下决绝的"女儿娜拉"到进入中国的软弱的"妻子娜拉",表明"娜拉"作为一种被书写的叛逆精神浸染着浓厚的传统色彩,而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女性新文学作家对于娜拉的自我书写,则显示出与时代主流话语的疏离.     

中间语境与五四小说语言形态的审美异质——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1917—1927)为例

中国现代小说的缘起依赖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语境的生成.现代意识在历时结构上的二元对立与共时空间中的多元并存语境,迫使五四小说必然地承担起"历史中问物"的角色,内容和形式上都明显地打上了中间语境的时代烙印,呈现出;某种现代审美异质,这种异质化倾向在一定话语场内与五四小说的现代性因素密切相关.笔者立足五四时期这一"中间"语境.从语言形态方面来考察西方语汇在五四小说文本中的异质性.并探讨其生成的现代机制.     

试析中国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转变和发展

通过对"五四"运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后女性作家的比较分析,阐释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转变和发展.认为其转变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女性作家叙事声音的中心从追求社会的认同和男女平等的权利转变为对自身特性的关注;第二,女性作家在叙事时,有意识的突破传统男性观念,开始冷静客观地建构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第三,女性作家的叙事声音中加入了大量的"身体"内容并与女性的特殊心理相结合,形成了对女性的全方位描述.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人口素质与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分为主观感受型生活质量和客观条件型生活质量,在生活质量概念中人口是生活质量的承担者,也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素质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口素质主要体现为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它们从各方面影响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人口素质,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打下良好基础。     

试论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群众性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保持党的先进性最现实的课题是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和弱化群众基础。把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有效途径。     

论从犯原因力的判断

从犯的原因力是指成立从犯所必需的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之间产生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从犯是否成立,要经过一般性判断、具体性判断和排除性判断三个环节。一般性判断主要考虑是否具有成立从犯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具体性判断涉及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排除性判断主要考虑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和刑法总则中的但书。     

英汉翻译中词义的选择与延伸

在英汉翻译中,译者除了对原文的词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有时还需挖掘其深层含义或延伸意义,以增强其表达功能。     

论沉默权副作用及其消解机制——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沉默权副作用是构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最主要障碍,只有很好地消除人们的此种心理恐慌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当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建立沉默权消解机制:构建有限沉默权制度,从沉默权内部限制其副作用;构造配套措施,从外部消解沉默权副作用;加强社会治理,构建预防、理解和接受沉默权副作用的人文环境。     

市场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经营行为的变迁

建国5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变化,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也发生了巨大变迁。经营理念从“以产定销”到“以需定产”。市场竞争从价格到品牌形象。结构调整从产品结构到产业结构。市场开发从国内到国外。探讨这些变迁,对于丰富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一步指导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云南部分志书中记载的沐英父子死因质疑

部分志书记载沐英、沐春、沐晟为明太祖、成祖赐死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为据 ,并结合封建文化背景和当时政治形势及太祖、成祖与沐氏父子的特殊关系 ,深刻分析其被赐死说的疏误 ,同时探讨了沐氏父子的正常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