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村庄合并、精准扶贫及其目标靶向的精准度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

作为新一轮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村庄合并的全面推进为巩固基层政权和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通过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带的调研发现,村庄合并也对当前的精准扶贫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村庄合并的“形合神不合”造成了项目安排目标靶向的偏离,贫困地区治理单元的放大使精准管理难度加大,并且造成了精准扶贫的内卷化,同时村庄合并带来的政权“再悬浮”使贫困人口边缘化,合并中形成的动力差形塑了形式上的脱贫。面对以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认为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侧改革是避免此类问题出现的根本措施,在制度横向设计上有必要做好各个部门的协调、沟通与配合,在制度纵向设计上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避免运动式的治理逻辑。     

多重消解与政策偏离：基层治理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机制

以往对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制度组织、政策技术以及文化伦理等单一维度的解释,缺乏从基层治理角度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机制的分析。通过对武陵山区T贫困镇的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了政策框架内的识别与分配难题、扶贫文牍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困扰以及扶贫抗争增多与地方政府治理陷入困境等问题。而这正是弱治理结构与政策的连带效应、压力考核与村干部的功能替代,以及强激励之下底层农民的机会主义所导致。基层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治理对象的策略性应对等方面的偏差因素,共同构成了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多重消解,最终导致政策目标出现偏离。在今后的相对贫困的治理过程中,要切实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消除对扶贫干部的形式主义考核,减少扶贫政策的泛福利化影响等。     

贫困村识别的基层实践逻辑解构——以湖北J县为例

以湖北J县的贫困村识别为例,解构了基层政府在贫困村识别中的实践逻辑并阐释其成因。在贫困村识别过程中,受政绩观驱动,基层政府遵循“效率优先”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对接精英化;因国家授权不足,基层政府遵循“选择性平衡”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为追求溢出效益,基层政府遵循“遵从指示”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突变为交易资本。     

插花贫困地区村庄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分析

贫困人口分布区域的差异性以及精准扶贫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为核心和亮点,决定了对精准扶贫研究时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以及注重对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分析。基于课题组2016年3月在武汉市H区Q村搜集的精准扶贫经验材料,重点分析了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中的贫困户、普通农户、村民代表及党员、富人、村干部、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其原因,并提出要通过政策完善或实践工作来科学引导村庄不同主体共同努力解决贫困户问题,即明晰精准扶贫的定位,改革和完善精准识别和考核机制,健全精准扶贫监督机制,多方面完善精准帮扶机制并发挥“能人效应”。     

新耦合治理：精准扶贫与基层党建的双重推进

党建与扶贫需要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相互促进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及基层的共识。基于湘西茶乡的个案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和基层党建之间相互嵌套所形成的治理机制蕴含着不同于既有理论的新模式。通过强化党员责任、党员干部输入以及“党支部+合作社”的基层实践策略,基层在扶贫领域形成了政党主导式扶贫,在党建领域建构了实践型党建,两者之间产生双向再生产的新型耦合秩序。相对于“国家—社会”关系范式,这种新型耦合秩序在宏观层面更契合“政党—国家”的制度环境,在微观层面更符合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日常工作实际。从农村基层治理供给侧改革的角度讲,精准扶贫与基层党建之间的新型耦合秩序为农村基层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结构,成为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方向之一。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对教育精准扶贫实践的指导

教育扶贫实践没有达到预期成效,主要问题是：对教育精准扶贫的认识不到位,教育理念偏离教育本原、“内卷化”严重,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较低、对接市场需求不充分。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导,针对教育扶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数学建模,分析个人收入与受教育程度的正相关性,得出了教育扶贫是富国富人也富自己的增量逻辑的结论;提出了对农村教育贫困人口实施全面帮扶、改变“离农”观念回归教育本原、转变只以学习成绩“论英雄”的评价方法,对接市场需求、规范产教融合、提升农村贫困人口职业发展能力、加强职业教育能力建设以提高教育精准扶贫实效等对策和建议。     

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村文化扶贫体系构建与路径优化——基于T镇的案例研究

随着我国农村扶贫由粗放式转向精准式,文化扶贫也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扶贫方式的强化与升级。通过对湖北省T镇的案例分析,对现阶段我国文化扶贫实践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文化扶贫实际效益较低,基层实践与国家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对象的精准识别,服务供给没有针对性;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没有实现精准帮扶,资源配置逻辑离散化,文化扶贫功能负荷较小;文化服务供给缺乏有效的内外监督与考核机制,治理能力弱化,忽视文化扶贫的效益评价。优化文化扶贫路径,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项目,实现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和水平。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自由与命运——玛蒂尔德的一种存在主义解读

莫伯桑笔下的玛蒂尔德长期以来被视为是虚荣心的代名词。但通过小说本身对玛蒂尔德的生存状况的呈现及其对生活的态度与行为的描写,我们会有不同的体认。从存在主义角度去审视玛蒂尔德,会发现她的一系列想法和行为都具有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自由的况味。玛蒂尔德最终面对的是意义的扑空,不由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也诱使人们去思索个体自由存在的秘...     

面向竞争的价值分析

传统的价值分析法没有考虑到功能与成本的调整对产品竞争地位和市场交易价格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些缺陷，设计了一种面向竞争的价值分析法。该方法以价值创造理论和整体产品概念为理论基础，仿照价值工程的分析模式，把所有影响产品竞争力的因素都看作是产品的一个功能项，运用量化的方法，以各功能项在不同功能值时对应的市场竞争地位和投资报酬率为分析焦点，寻求到了同时具有市场竞争力和最高投资报酬率的功能组合。用该方法确定的功能组合适合作为营销时代产品开发或改进的目标。     

高分辨阵列测向的全局优化自校正算法

提出了一种高分辨阵列测向的全局优化自校正算法。对在模型失配的情况下,利用投影矩阵所形成的谱估计矩阵,同时对信号的到达方向及未知的模型误差参数进行估计,并利用退火模拟算法保证算法能收敛于全局最优解。为简单起见,文中仅考虑阵元的增益及相位误差参数。     

《万寿寺》里的时间

《万寿寺》里的时间具有多重功能,既是小说的主题,又是小说的形式因素:时间的小说塑形指向对自我之谜的探索,通过不断将故事时间放到一个新的时间起始处的手法,以及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叙事技巧,将自我扩展为一段广阔的时空,创造出自我的奇异的文学形象。     

消费的对象性结构与意识形态

消费通常被理解为不同主体的物质交换，其出发点是主体的需求和劳动产品，其终端则是需求的满足和发展。然而，市场又不仅仅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也是一种足以激发出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环节。要理解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能止步于对拜金主义的道德指控，而是要回到消费行为最初的主体性结构中。在消费的一般对象性结构中，主体既是购买者又是销售者。在交换中，商品作为具有有用性的物品，是意志和欲望投射的对象，契合了主体的需求。商品作为消费品，成为消费主体的有机或无机身体，实现了主体与对象的统一。在消费社会，由于一般等价物和商业的中介作用，作为劳动对象的商品与劳动主体相对立。等价原则的普遍化形成了资本逻辑，使得商品成了确认社会身份的符号载体，进而形成了个体化表象的生存经验。     

康德判断理论的存在论阐释

正是对于先验统觉的追问，康德不仅完成了其认识论方面的奠基，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追问。从海德格尔存在论雏度解释康德的判断理论，即海德格尔发现康德在两种追问“思一在”共属一体意义差异的关联点上。康德先验逻辑对于形式逻辑的代替，使其判断理论关联主体与客体，分析判断以同一律或者矛盾律说明主词或客体自身，     

阁楼中的沉思——论艾米莉·狄金森的哲学观

艾米莉·狄金森是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她一生归隐幽居,却为后人留下了近1800首别具一格、内容丰富的诗歌。文章通过分析狄金森的代表性诗歌,考察她对生活、友爱、自然、上帝、死亡和永恒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以期窥视这位女诗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阐明了她是一个勇敢执着、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本体论差异的辨析——基于泰勒与柏林自由观的比较分析

自由主义者以赛亚.柏林与社群主义者查尔斯.泰勒都认可自由是重要的价值规范,但前者把自由看作是免于外在干涉的个人的选择自由,后者则把参与自治看作是自由的实质。二者自由观的差异体现着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即个人与社会何为本原的差异。自由主义认为应当依据个人的性质来解释社会的行动、结构和状况,应当依据个人的善来解释社会的善;而社群主义则认为应当依据社会来解释构成性的个人,应当依据社会的共同善来解释个人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