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立情事变更制度的路径探析

我国正在起草民法典,这是继《合同法》颁布后又一次在我国建立情事变更制度的良好契机。我国当前解决情事变更问题的方式存在不足,我国应当明确规定情事变更制度。相较通过判例、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在单行法或民诉法中建立情事变更制度,在民法典债编总则中规定情事变更制度是最佳选择。     

论情事变更原则与合同解除

情事变更原则是现代各国处理合同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很多国家都把情事变更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情事变更原则的本质是维护合同自由.我国合同解除制度以维护合同自由为其指导思想.情事变更与解除合同的关系在于通过情事变更原则,严格限制一方当事人在情事发生变更后,滥用解除合同的权利.     

情事变更原则的价值研究

目前学界对情事变更的论述主要是解决我国合同法是否应该规定以及如何规定的问题，作者认为只要准确定位制度的立法价值，如何规定就是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与其设想将来的法条如何规定，不如在对制度重新澄清的基础上研究情事变更原则的价值。讨论情事变更原则不是老生常谈，而是要通过对情事变更原则的讨论来正确把握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平衡。从“契约恪守”到情事变更原则是正义内涵的发展和转变的一种体现。在审视德国的交易基础障碍制度的前提下，梳理情事变更原则存在于我国合同法的可能性。而当明确了民法制度的价值理性后，如何规定就是民法制度的形式理性问题，法律技术上的处理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论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原则

法律上对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变更合同、解除合同两个方面,而且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决定了情事变更原则应当成为我国合同法上最重要的法律原则之一,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合同法律制度。     

也谈情事变更原则

情事变更原则是涉及合同履行的重要法律原则 ，现在已有许多国家在法律中明文规 定该原则。本文主要探讨了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根据，在情 事变更 原则的效力中重点分析了再交涉义务，最后分析了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的现状，尤其是合同 法制订过程中关于情事变更原则的争论，认为我国应当确立情事变更原则。     

论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原则

情事变更原则是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它已成为处理情事变更问题不可缺少的重要法律原则。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都予以承认,并在立法中加以确认,而我国尚未从立法上界定这一原则。因此,借鉴各国的立法实践及理论成果,在合同法中确认这一原则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就情事变更的构成要件、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的异同,情事变更原则的效力等若干问题,结合国外有关立法规定及理论学说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了在合同法中确立情事变更原则的立法建议。     

论情事变更原则在经济再审案件中的适用

情事变更原则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予以规定或在司法实务中予以认可。我国法律至今虽无情事变更原则的直接规定 ,但仍存在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依据。在经济再审案件中适用情事变更原则必须认定发生的事变属不属于情事变更 ,必须控制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条件和范围     

情事变更原则国际法渊源辨析——兼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的性质

长期以来,理论界多数人以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是情事变更原则的国际贸易法渊源,其谬误之处在于片面理解了不可抗力是情事变更的绝对情事,混淆了不可抗力是情事变更的可能事由与不可抗力必然导致情事变更之间的界限.<公约>第79条的性质理应属于不可抗力违约免责制度,并不是情事变更原则的依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2条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1--6.2.3条分别是情事变更原则在公法和私法领域内的国际法渊源.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情事变更原则

文章从情事变更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情事变更原则的构成要件等几个方面入手，论述了建立和完善我国情事变更原则的必要性     

论情事变更情形下的合同处理

情事变更原则是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合同法原则。本文从该原则的涵义与适用条件、国外关于情事变更的立法形式、我国《合同法》与情事变更以及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情事变更情形下的合同纠纷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试论新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制度

我国合同法通过对无效合同制度的建立 ,使国家权力以法律的形式适时适当地对处于私法领域的合同自由权利予以调整和规范 ,对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新合同法中无效合同制度的分析 ,论述了新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制度的特征及种类 ,指出了我国建立无效合同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商务合同中暗示条款的言语行为理论探析

《合同法》规定合同条款分为明示条款和暗示条款。暗示条款无需在合同中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但需要当事人双方通过正常的思维能推断出来。法律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语言学家约翰·兰肖·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既是《合同法》中暗示条款存在的语言学基础,又是对《合同法》中暗示条款进行司法解释的有力证据,它影响、制约着《合同法》中暗示条款的存在、发展和应用。     

<合同法>的约定从优原则

《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立为基本原则 ,同时为了充分贯彻合同自由精神 ,在总则、分则条款中制定了大量的约定从优条款 ,形成了一个新的合同适用规则——约定从优原则。全面介绍了约定从优原则 ,并从约定从优原则的意义入手 ,阐述了其在《合同法》中的表现及所受限制。约定从优原则的价值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其巨大效能     

论合同法的合同自由原则

我国合同法第一次以单独一条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 ,当事人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契约自由思想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诺成契约 ,在《拿破伦民法典》中正式确立这一原则 ,1990年的《德国民法典》从社会本位出发 ,对它作了一些限制 ,使它趋向于成熟。我国合同法借鉴两法典的经验 ,对此原则作了充分的规定 ,以保障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实现     

澳大利亚合同法初探

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历史以及特殊的国体和法律体系,使其合同法亦有自身的特色。以我国合同法相关内容为背景,利用文献研究和比较法等方法,对澳大利亚合同法的来源、分类、要件、条款以及合同的解除、终止与废除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与分析。由于我国合同法中相应规定的缺失,对澳大利亚合同法中的合同对价、默示条款、合同终止的规定尤其做了详尽的介绍与评析,冀望对同行的研究、合同法的修订和司法实践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论《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兼谈《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功能

<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是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强制性规定"的限缩解释,但强制性规定中的非效力性规定向<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逃逸"可能架空该限制的意义.<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是立法者就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的事项对司法者的概括授权.<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是对该概括授权的行使路径的说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因欠缺但书规定而导致的功能减损.     

评《合同法》五十一条

《合同法》颁布以来,围绕着第51条所规定的"无权处分"的具体含义,学界产生了严重分歧。作者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阐述、总结与反思,认为以"物权变动不生效力说"为宜,并提出了一些论据和个人观点。     

论《合同法》中的公共利益——以合同无效事由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第52条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合同无效事由，存在诸多问题。从政治哲学角度看，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及其表达方式历经嬗变；在合同法中，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对同质概念；作为公共利益的渊源，《宪法》与《合同法》的规制既体现出统一性，也表示出差异性。随着社会发展，公共利益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其衰落或者死亡，反而，以公共利益作为民事行为的效力边界，会使得合同法的私法地位更为巩固。     

我国合同立法引入效率违约制度可行性探析

效率违约制度是以理查德·A·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提出的一种违约理论，鼓励人们在违约收益大于履约收益的情况下违约，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我国《合同法》恪守大陆法系“契约必须得到遵守”的传统．没有引入效率违约，违约责任的首选方式是实际履行，在实践中造成了一些困境。本文通过对效率违约制度的介绍，探究效率违约制度的理论基础，从而分析在我国建立效率违约制度的可行性，希望在《合同法》修改时能引进效率违约制度，从而促进我国违约责任制度的完善。     

国际统一合同法与挑选法院

缔结国际统一合同法的宗旨和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或杜绝挑选法院,但统一法的许多条款不仅未能防止或杜绝挑选法院,甚至有的条款还鼓励挑选法院。为了根除挑选法院现象,人们今后应密切审视缔结国际统一合同法的政策之有效性,并努力探寻其他法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