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机制在预算审议中的引入:财政民主之程序构造

以强调公民自由平等参与促进立法决策合法性的协商民主理论,对于公共预算改革有着重要借鉴价值.作为财政民主的制度根基,公共预算内在要求扩大公民参与,充分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我国上海市闵行区的人大预算初审听证制度为探讨公民与政府协商沟通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范本,促进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和谐互动.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协商机制引入预算审议过程,关键是通过法治途径确保预算公开,构建起公民参与财政预算的程序机制,最终实现对财政预算的民主控制.     

传统民主的缺陷及其矫正

传统的聚合民主注重公民的政治参与,忽视了公民参与的力度和效度,协商民主更强调通过沟通、对话和辩论等方式,保证公民参与的意志渗透和利益表达;传统民主基于"性善论",推定人民能够在理性的昭示之下作出合理选择,免不了多数人的暴政、事实上的少数决当选和民主的赤字;传统民主的缺陷导致了权利与效用、群体间的包容与排他、公民间的平等保护、群体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集权与分权、政治资源的集中与分散等方面的功能障碍。针对传统民主的缺陷和困境,宪政论者主张:以规范建构锁定民主的基本价值,以权力限制防堵多数人的暴政;协商民主则提出:(1)公共领域的二元互动补充宪政矫正的无能,(2)多元理性的公共协商有利于保护少数人,(3)竞争性话语体系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公民参政的能力和兴趣。     

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

本文对比了中西语境中协商民主出现的理论动力和历史条件,来说明协商在不同制度中可能承担的不同功能.不同于西方背景下为了弥补聚合式民主存在的问题而产生的纠偏机制,协商在中国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政治发展在不同阶段的功能性需求.自全球范围内的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到中国获得独立并过渡为现代国家,协商在制度安排和政治话语中的内涵不断发生着变化,并呈现为谈判、咨询、治理机制三种样态.它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也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建立起来的.     

理性理论逻辑视域下的协商民主：可能与必要

198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论题不但是西方理论学界的研究热潮,而且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如公民陪审团、工厂民主与市镇会议等）乃至国际政治过程中（如欧盟）也有着比较广泛的实践。进入21世纪,我国学政两界也开始关注协商民主论题。协商民主之所以显现出如此的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和理性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从理性理论的逻辑来看,协商民主在现代民主社会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机制、价值和发展路径

目前,协商民主在我国各个层次的政治生活中都有丰富的实践,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也愈发重要.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并分析了B市三个社区推进协商民主的具体过程资料,探讨协商民主在我国城市社区实践中的具体机制、限度和价值,提出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未来的发展路径.在理论上,本文归纳和阐释了协商民主在我国实践中的"双重取向",并认为,在引进西方关于协商民主的理念和技术的同时,应加强协商民主实践的本土化进程.     

协商民主理论论争及其启示

围绕协商民主的可行性,西方协商民主论者及其批判者针对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协商民主得以运行的条件与基础、协商民主的目标与实质、协商民主得以展开的范围与领域、协商民主与代议制的关系、协商民主面临的难题与挑战等细节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审视协商民主理论及其论争,对于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理解协商民主大有裨益,尤其对于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和思考中国协商民主进路具有重大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就目前中国的政治发展而言,要使协商民主成为更具实质性民主意义的新型民主形态,当下重点应该从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培育协作型公民社会三个主要方面来夯实协商民主的基础。     

中国语境下协商民主的涵义初探

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必须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儒家思想中，“仁”可以为中国协商民主提供理论依据，以“家”为起点的政治理念可以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来源，“和谐”思想可以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价值诉求。把这些传统思想融入我国协商民主的设计中，克服西方协商民主的困境，推动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高度信任的形成，从而实现公民...     

论协商民主的政治基础及社会条件——兼论中国协商民主的进路

协商民主可以说是对西方传统民主模式的反思和修正.协商民主的当代复兴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超越既有政治模式的意义及多维价值.政治平等、能力平等和社会自由仅仅是协商民主论者站在西方现实民主的基础上,从公民个体进入协商的视角得出的协商得以有效进行并取得实质性结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在根本意义上,有效运行的宪政和积极负责的公民社会才是协商民主的政治基础(制度性保障)和社会条件(社会支撑).中西协商民主发展的不同理路决定了中国协商民主的进路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和协作型公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夯实民主基础,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拓展新领域,创建新形式.     

新疆协商民主发展的价值基础在于一体与多元的共存

新疆协商民主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的价值基础之上,必须体现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必须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新疆协商民主发展必须坚持一体与多元共存的价值基础,坚持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三股势力”的渗透,在尊重多元文化前提下培养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公民意识和协商意识。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的程序与实质

西方主流民主模式是选举民主，其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公平程序。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则强调民主过程中的辩论、反思、公共利益等实质要求，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集中在了民主协商的程序要求和实质要求当中。在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将民主协商的合法性完全置于理想的协商程序当中；罗尔斯则认为，理想的协商程序所确立的原则构成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协商过程中的实质要求和协商结果同样构成民主合法性的检验标准。新近的某些协商民主论者则结合现实的制度和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理清不同主张之间的异同，有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演进、核心观念和最新进展，进而有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同我国协商民主的差异和存在的缺陷。     

法治社会的理性共识——以《十二公民》诠释审议民主对个人偏好的转化

多元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是外在于政治过程的、固定不变的,政治活动不过是对个人偏好的汇总;共和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与政治过程紧密关联、可以被改变,政治审议会重塑个人偏好。具体到民主决策程序层面,多元主义政治观倾向于实行票决民主,而共和主义政治观推崇审议民主。采取多数原则的票决民主,不仅无法实现对个人偏好的转化,还会对少数意见产生压制,进而极大地妨害了决策结论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审议民主在搭建公共讨论平台、促成理性共识、塑造公民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公民意识高涨,社会冲突加剧,迫切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诉求。藉由不同层面的民主审议历练,形成关心公共利益的公民文化,为深化民主进程积累经验和共识。     

协商民主与预算审议的理论与经验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协商、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对预算审议有着重要意义。巴西阿雷格里港市和中国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实践是协商民主的典型体现。要想通过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和参与式预算实践完善我国预算审议制度,就必须完善法律体系,构建程序机制,提升民众参与自治的能力。     

互联网公共论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晚期在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互联网公共论坛作为一种立基于新传播技术之上的参与方式,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增加了公民全面的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直接沟通的可能性.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来获取政治信息,通过互联网的公共论坛及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且与政府发生互动.互联网公共论坛中的政治参与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体现了民主的价值和精神.虽然互联网公共论坛还有待于规范,但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决策的优化等方面,无疑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党际政治协商民主的发展及其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际政治协商民主,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围绕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进行平等协商的民主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际政治协商民主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曲折发展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际政治协商民主的发展,从中可以认识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党际政治协商民主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是中国党际政治协商民主稳步发展的根本基础,坚持推动党际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中国党际政治协商民主稳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

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相当有限,目前研究注重中国地方选举的产生、发展及意义,它们将视角限于选举阻碍了对地方民主协商方面的进一步探寻.20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民情直通车、便民服务窗、居民论坛、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议)证会.中国的协商制度综合了物质和规范两方面考虑,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主的一种混合产物,也常带有感情宣泄的特点.通过讨论民主商谈会、公民评议会、居民或村民代表会几种主要的协商制度形式、概括它们的主要特征并比较它们对协商的影响,考察了协商制度相关问题及地方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     

中国协商民主的新进展及对西方经验的超越——北京市朝阳区协商民主实践之分析

国内外进行的诸多协商民主试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专题小组、大规模的协商大会等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并未超出西方政治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质疑。而发生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则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回应了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和方法的批评与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阳区的经验展示出了对西方经验的超越,这些超越伴随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努力与体系性建构。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并非组织社会学所谓的在合法性机制作用下对西方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模仿,实现其所谓的组织趋同化,而是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式的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将协商机制嵌入党政治理体系之中。这种嵌入并不是走到原有的路径之中,而是在新制度元素嵌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条新路径,一种可以称为“治理驱动的民主化”路径。     

协商民主对预算审议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协商民主对预算审议有着重要贡献:从理论层面而言,主要表现在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主义对公民参与预算的强调;从实践层面而言,世界各国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为我国公民参与预算提供了经验范本。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完善我国预算审议制度,应完善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和程序参与机制,落实预算公开制度,充分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