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没的理学字义精妙之作：程若庸《增广字训》新探

因原刻本失传，被元人赞为“宇宙间精妙之书”的程若庸《增广字训》自明以来一直遭受被埋没、误解之命运，“村塾学究”发蒙之书成为其固定标签，故有必要重解之。就原北平图书馆所藏该书元刻本残卷看，在文本结构上，《增广字训》创造性采用字义与类纂相结合的新形式，集前贤同类著述之长，巧妙地完成了概念的精简界定与思想的深入阐发；就字义思想言，相较之前同类著述，该书所收字义最广泛全面，字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亦最分明，且字义构成形式最多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独创“类纂”,精选博收宋代理学诸说，以“愚谓”系统深刻地表述了自身的理学见解及对朱子的反思。因此，《增广字训》实现了理学的训蒙普及与理论拓展双重目标，可谓理学范畴研究深具体系性的大成精深之作，对理解宋元朱子学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彭漪涟先生《逻辑范畴论》述评 --逻辑范畴理论的新探索、新成果

彭漪涟先生撰写出版的《逻辑范畴论》是我国关于逻辑范畴理论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其中关于逻辑范畴及其体系的理论,包含了许多彭先生自己关于逻辑范畴理论的新突破和对当前逻辑范畴理论的超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观念的诠释”及其诠释有效性——以孙复的尊王观念与欧阳修的人情观念为例

"观念的诠释"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来自北宋理学的孙复以"尊王"观念诠释《春秋》和欧阳修以"人情"观念诠释《诗经》的经典诠释。从普遍意义上说,"观念的诠释"是指一种思想系统自觉地借由一个建构出来的观念进行文本阐释与自我论证的诠释范式。对于"观念的诠释"有效性的审察,不仅是对惯常使用的文本原意与诠释意二分框架的反省,也是对经典诠释一般方法问题的思考。任何满足逻辑充分性与意义充分性的"观念的诠释"都可以用"不同的诠释意向"来进行正当性论证,但其使用需要在方法论上具备分辨不同诠释系统的理论预设与问题意识的能力。     

二程理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二程在自己体会的基础上,借鉴了《内经》及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的观点,对"天理"进行系统论述,创建了"天理"学说。二程以"理"论、"心性"论、"仁"论等理学思想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医学有关方面进行研究———以"理"论为哲学思想,研究养生、脉象、药理;以"心性"论为哲学思想,探讨心理健康;以"仁"论为哲学思想,对天地和人体生理、病理等方面进行研究。理学思想与中医学思想二者关系密切,理学思想为探讨医学知识提供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医学思想体现理学思想,并为理学发展升华奠定基础;其理学、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产生影响。     

论两宋理学“气象”涵蕴及其诗性品格

"气象"在宋代文化中是一个涵蕴丰富、具有多重品格的文化范畴。以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两宋理学家,试图以"气象"作为沟通天地、生物、人的途径、渠道及目的,"观天地生物气象"、"体贴气象"、"持养气象"与省察"圣贤气象"、"孔颜乐处"等,作为求"道"的方法、途径兼目的而成为理学体系的重要范畴。"气象"以情感体验与审美的方式探及到了宇宙论与道德论的会通问题,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统一,是超功利的美学境界。这一特征,内在地沟通了诗歌的诗性品格与理学的"气象"特性。境界、审美与情感体验,是决定理学"气象"范畴具有诗性品格的关键所在。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理气观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不多见的几个构建了自己的哲学系统的职业哲学家之一。他继《中国哲学史》和《新对话》之后,完成了一部旨在存亡之际面向人的存在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宏构———《贞元六书》,即他的"新理学"体系。其中,对实际无所肯定或者甚少肯定的理气范畴,在当时乃至今天学界引来的争议也比较多。     

朱熹理学心性观与太极阴阳说之关系探微

从理学角度讨论了"性即理"命题,分析了易学之"太极即理"说,探讨了心性论与太极阴阳的关系,认为"太极即性,阴阳即气"反映出朱熹理学心性论与易学太极阴阳范畴之间是贯通的。     

奠立分析理性: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哲学与逻辑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 中的首要之作《范畴篇》,既是他和其老师拍拉图在思想上分道扬、建立前期形而上学的哲学纲领,也是他着手创建逻辑学的奠基之作。《范畴篇》紧密交融着哲学与逻辑思想,运用哲学与逻辑的意义分析,论析主范畴、次范畴与后范畴,建立了一个创新的范畴系列。《范畴篇》奠立了一种分析理性,它对发展西方哲学中的科学理性传统,对亚里士多德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民国时期吕思勉的朱子学研究

吕思勉的《理学纲要》是其涉足理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他举理学家重要学说,阐述了理学研究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他的朱子学研究主要围绕理气论、鬼神论、心性论与知行关系等方面展开。他认为朱子是理气合一论者、朱子学与科学存在一定关系、朱子对致知与力行未尝偏废等。另外,他还介绍了朱子与北宋五子思想的承继关系及朱陆之异等内容。他的这些研究,反映了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时代关注点,同时对当今朱子学研究亦不无参考意义。     

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建构的逻辑理路——《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介评

余承法新著《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是对钱锺书“化境”翻译思想的准确诠释、合理转化和系统重构，其建构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展示出严密的逻辑理路与不懈的探索精神。作者先从“全译”与“化境”概念出发，定位全译求化的关键问题，聚焦完整、客观、可操作、能验证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进而建构“化境”理论体系，完成对“化境”传统译论的当代诠释与创新转化。     

景海峰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评析

景海峰先生是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坚定的学术立场、开阔的哲学视野和独到的思维方式,力图揭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轨迹和精神风貌。他对儒学近现代转型的深思、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评判、对儒学未来走向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视阈。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研究是解析景海峰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势"论研究

"势"是一个联结形而上及形而下诸范畴的艺术哲学概念,势的逻辑起点在于情性,形式起点在于"机",转折关键也在于"机"。势的源头同于艺术之"艺",为种植意。势有刚柔两大系统。合于自然,或称为"自然之势"是势的运动规律。     

南怀仁所著《仪象图》部分内容的西方来源

耶稣会士南怀仁于1674年完成了《新制灵台仪象志》。该书卷十五和卷十六合为《仪象图》,进一步描绘新制天文仪器及其制造技术,并说明了有关力学之“理”。将《仪象图》与若干欧洲书籍、传教士与中国人编译的书进行比较,认为南怀仁至少临摹或改造了第谷、斯台文、拉梅里、贝松、宗卡、邓玉函和王徵等人的部分技术图和力学示意图。     

王守仁之白鹿洞书院石刻发微

王守仁的《大学古本序》石刻,是以其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白鹿洞书院讲学会后之定稿刻石的。由此可以推断出,《古本大学》是王守仁构建其哲学思想的营盘,而且他是在改写《大学古本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他的"致良知"学说的。     

(台中科技大学 应用中文系，台中 台湾404)

庄子其人,个性好自由不受拘束,思想超乎常人想像之外,笔调流畅,时间、空间及世人的看法所不能拘束,生死富贵也不能束缚他。《庄子》其书,可与《老子》同样尊贵,同样成为道家学术思想之主流,主导了魏晋玄学的哲学思路,影响了佛教中国禅的形成,也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他的让心灵自由(心斋坐忘),更是道教上清斋醮最高修炼法门。庄子其人其书,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至深且广。但庄子其人,有宋人、魏人之争;《庄子》其书,则有真假及篇章多少之辩。今以出土文物及现存史料看来,庄子应为宋人,《庄子》书应为庄子所著,而内、外、杂三篇的形成,则当在魏晋南北朝时,系沿袭晋·郭象之归类而来。     

《玉海·艺文》的特色及其价值

《玉海》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凡二百卷,分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等二十一门。本文截取"艺文"一类,从专题文献的角度论述了这部分内容的目录学特色、史料学价值和学术史启示。文章指出,《玉海.艺文》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搜集资料,如何进入学问领域的若干途径与方法。     

汉语取舍范畴说略

“取舍”不只是一个哲学范畴,它也是汉语当中一个重要的“语义——语法”范畴。汉语取舍范畴是由相应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组成。语义结构包括“常量”和“变量”,常量对取舍句式的表达不施加影响,而变量则是造成各种取舍句式差异的真正原因。     

《诗话丛林校注》简说

《诗话丛林》是韩国诗话史上最重要的诗话之一。《诗话丛林》最早之注释、翻译著作为许卷洙、尹浩镇之《译注诗话丛林》与洪赞裕之《译注诗话丛林》。相较于许卷洙、洪赞裕等注译本,本部《诗话丛林校注》之特点主要有:句读方面,尽心审核,避免谬误;校勘方面,遵从原书,订正原书之误必作校勘记,以存旧貌;注解方面,详注韩国文献,略注中国文献。此书主要面向中国学者而作,为中国学者加深对韩国汉诗及诗人之理解,为研究韩国汉文学提供一点便利。     

“和平与发展”主题范畴的意蕴解读与价值诉求

和平与发展主题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逻辑单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组重要范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的准确判断和科学抽象。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范畴的和平与发展,必须首先要在认识论的层面把握范畴的内涵和历史沿革,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讨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提出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