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威政治到农民合作社参与的民主政治

以西北地区18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资料为基础,解释村委会选举的变迁：政府征收农业税、收费加重了农户的负担,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对农民传统的生育观念发出了挑战,地方政府为了使这些与农民利益相悖的政策目标顺利实现,需要在村庄里树立强有力的代理人,村庄的权威政治形成,村委会选举形同虚设;在取消农业税、改变人口政策、农民权利和法律意识觉醒等村庄选举的内外环境变化后,县乡政府没有动力再在村庄中树立代理人,对村委会选举的立场和态度产生变化;农民合作社作为蕴育在环境变化中的行动者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参与到村委会选举中,成为推动村庄民主政治的新兴力量,权威政治在较为规范的选举中没落。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农民合作社在村庄选举中的影响效力研究——基于甘肃省15个村庄的调查

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兴的农村组织，除了在经济领域对推进农业产业化和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乡村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我国各地正在分批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基于甘肃省15个村庄村委会选举的调研数据，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结合层次分析法，测度农民合作社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影响效力，利用对比差距法与其它群体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效力高于宗族势力，而“农民合作社+宗族”群体的加成效应使其影响效力更强，农民合作社已经成为影响村庄选举和乡村治理的重要新兴力量。     

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村域范围内的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兴的经济组织开始向政治领域延伸,并在村委会选举中与传统的社会组织宗族形成了对比。依据8省48个乡镇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合作社社员与宗族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差异,并进一步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从个人组织特征、民主构建、利益相关性认知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合作社成员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内部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比宗族更高,合作社成员的入社年数、接受合作社服务、参与合作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以及利益相关性认知均对社员的选举行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并利用社员组织身份的分组样本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因此,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有利于重构村庄民主新秩序,从深层挖掘推动基层民主发展进程的主干力量。     

新形势下农村贿选的成因与治理措施

我国实践了将近30年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基层选举,民主选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近年来,村委会选举中出现了严重的"贿选"现象是个不争的事实。农村贿选问题必须放置在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建设新农村、发展城镇化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新形势下加以分析。村庄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姓氏家族力量、村庄经济和区位优劣、村庄经济政治分层、乡镇干部权力寻租等诸因素影响农村的基层选举。因此,提出相应治理贿选的措施,以有效预防和遏止农村贿选。     

城市群内部财政支出竞争与FDI增长绩效研究

通过构建由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参与的经济分权模型,研究城市群内部财政支出竞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竞争,即增加财政支出或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影响本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验证该结论,本文利用我国十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分别估计了财政总支出和财政分类支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各城市依然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争夺外商直接投资。在研究财政分类支出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经济性支出和政府社会性、维持性支出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     

土地财政对地方创新投入的影响

在理论归纳土地财政对创新投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递归模型等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是否影响地方创新投入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土地财政显著促进了地方创新投入增长,但金融危机减弱了土地财政的促进作用。土地财政主要通过增加财政科技支出、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了地方创新投入增长,但其带来的房价上升则对地方创新投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土地财政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该研究明确了土地财政在地方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对地方政府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对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现实背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之举.文章首先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的典型化事实,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间的多重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依次选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作为中介变量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展开实证考察,结果发现:一是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但支出规模的增加却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二是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调整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竞争程度的提升在阻碍支出结构优化的同时助推了规模的扩张;三是虽然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却能够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和规模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质量,且间接作用均呈现出抑制效应.     

举债问责与隐性担保：来自城投债交易利差的证据

打破融资平台背后的政府隐性担保是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促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关键。基于对债券交易利差月度数据的研究，本文发现违规举债问责政策使得城投债利差相对普通地方国有企业债券的利差上升了0.082%，这相当于改革前两者利差差距的16.0%。上述影响集中在债务置换规模较大、财政实力较弱的地区和财务状况较差的融资平台，表明违规举债问责有效降低了上级救助预期所产生的“隐性担保”。进一步分析发现，违规举债问责的影响集中在地方政府发展压力更大的地区，表明举债问责作用的机制很可能是加强了地方领导干部的举债约束，降低了其依赖上级救助预期举债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本文的研究表明，为有效约束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违规举借隐性债务的行为，强化对违规举债行为的问责是必要的。本文的结论对建立与现代财政制度匹配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构建权责清晰的央地财政关系有重要参考意义。     

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7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我国1979-2006年分省面板数据,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前,基本建设支出和支农支出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和代表政府公共消费的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的效应.考虑分税制改革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支出结构的扭曲,在显著的提升了科教文卫支出和农业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加大了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制”生长与逻辑的考察

1989年,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制"在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首次试点。此后至今,村委会"组合竞选制"走过了24年的历程,安徽已有10多个县市的几百个村进行了实验、试行、运行,从未间断。村委会"组合竞选制"经历了"单个村范围内试点"、"乡范围内村实验"、"跨镇范围内村试验",直至"县范围内村试行"。"组合竞选制"的诞生是实践、理论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主观探索与客观背景紧密结合的产物,并且因地制宜地探索了中国特色"草根民主"的具体发展形式。     

福建省村委会选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福建省村委会选举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1)加大普法力度,提高村民民主与法制意识;(2)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民因谋取眼前利益而参选的行为;(3)健全和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保障村委会选举有法可依;(4)加大对选举的监督力度,使选举更加透明化;(5)实行公开演讲制度,避免村民投票的盲目性。     

社会选择规则的比较及应用——以村民委员会选举为例

我国的村委会选举已经进行了二十几年,实践中问题颇多,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较完善的选举规则。通过运用社会选择理论比较多种选择规则,得出一个高效、公正的选举方法,可以为未来我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完善,探索出一条新路。     

村委会“海选”问题对策研究——西北某村村委会“海选”实地调研分析

村委会“海选”是保证农村村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其中存在家族影响、贿选和破坏选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法律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必须促进“海选”过程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具体操作严格化,加强村委会建设,提高村民思想认识水平,切实完善村委会“海选”。     

村委会选举中村民群体行为的法律规制

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行为在内容上具有维权性,在行为方式上具有行使合法权利的属性,在价值上具有正义性。对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行为的积极作用应当充分肯定。法治社会,对政治问题应尽量采取法律手段去解决。为此,要完善村委会选举的相关法律,保障村民村委会选举权的行使;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使诉愿能够顺畅的表达,克服思想上对村民群体行为妖魔化的倾向和立法上去游行示威的价值取向;面对村民群体行为应以一个平常心态来应对,不应采取过火的行为去压制,或者采取拖延、躲避等消极的做法,造成新的不满情绪,导致矛盾激化。     

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退出-呼吁”理论的新视角

公共品供给不仅与村民收入及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对中国“十县百村”1 981位村民的调查分析表明：（1）村民会出于对村级公共品的需求而参与选举,反之,退出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2）不同村民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存在不同的潜在需求,因此也会采取不同的选举行为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3）个人收入来源、受教育水平、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选举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组别之间的影响有所不同。     

组合竞选制与腾云村村委会选举

1989年,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首次采用组合竞选制选举村委会主任,打破了上级提名、村民举手通过的形式,实现了腾云村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民主政治。20年间,腾云村共历经七届村委会,其中五届采取的是组合竞选制模式产生的领导班子。然而,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采取的是"海选"模式。组合竞选制在经过几次实践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全面推广,与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有关。     

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