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诗歌理论

王昌龄是唐代杰出诗人,其诗论有《诗格》。《新唐书·艺文志》载王昌龄《诗格》二卷,《崇文总目》同。《直斋书录解题》载为《诗格》一卷、《诗中密旨》?卷,当即是《诗格》二卷分为二书。今存北宋末期蔡传所编的《吟窗杂录》,已收入《诗格》、《诗中密旨》,以后明代胡文焕的《格致丛书》、清代顾龙振的《诗学指南》均曾收录。《四库提要》曾斥王氏此书系出后人依托(见诗文评类司空图《诗品》、《吟窗杂录》两条)。按日本入唐僧人遍照金刚所编《文镜秘府论》自序有云:“沈侯(沈约)、刘善     

“龙城飞将”考释

“龙城飞将”一词出自王昌龄《出塞》一诗。全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是盛唐写边塞诗的著名诗人。他最擅长于以七言绝句这一诗歌形式写诗,赢得当时“诗家天子”(一作“诗家夫子”)之称号。有唐一代,只有李白的七绝堪与之伯仲。卢世璀《紫房馀论》说:“天生太白,少伯(昌龄字)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王昌龄七绝诗”善于用含蓄凝重的语言,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感情,意旨遥深,尺幅千里,蕴味无穷。他的这首《出塞》诗,同样具有这一特点。     

王船山诗学思想的内在演变 ——以《唐诗评选》《姜斋诗话》为考察中心

王船山《唐诗评选》、《姜斋诗话》两部诗学著作的写作时间前后相距约三十年,二者较为明显地代表了船山中年与晚年的诗学思想.通过比对分析可知,船山诗学思想既有承续连贯性,也有嬗递变异处.船山对唐宋诗各个阶段的优劣升降,对杜甫、王昌龄诗的品评,对诗歌法度的态度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内在演变.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从李善的《文选》注到骆鸿凯《文选学》(续)——《昭明文选》研究管窥

在方回的诗学著述中,《文选·颜鲍谢诗评》(以下简称《诗评》)比其《瀛奎律髓》更为重要。但“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唯《永乐大典》载之,《四库全书》收之,向无单行本,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瀛奎律髓》选录唐、宋五、七言律诗二千九百九十二首(重出二十二首,未计算在内),按题材分为四十九类,每类以时代先后为次,编为四十九卷。是书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唐、五代至两宋时期律诗繁荣的盛况和演进的轨迹。清吴汝纶评《瀛奎律髓》说:其“网罗唐宋诗人至数百家之多,可谓巨观;每诗附以评骘,于诗家派别言之綦详,其著论亦有精语”(14)。日本山本信有也说:“俗士辈往往帝唐奴宋”,“方万     

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

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可补考者尚有《歌录集》、《金轮万岁集》、《瑶山玉彩》、《送并州曼上人诗》等.据诸集,知初唐人的选诗观与诗学观上承魏晋六朝,下启盛唐.他们完善了本朝人选本朝诗的选诗观,新创了官班为序编纂体例,此等对唐人选唐诗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这个时期形成的标榜之风与个性化的选诗观等,也对盛唐乃至我国古代诗歌总集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盛唐英灵交往之遗踪——由《刘复墓志》看以王昌龄为中心的天宝丹阳诗人群

新近公布的《刘复墓志》的主体部分为刘复自撰,不仅完整介绍了刘复生平,而且述及他在天宝年间与王昌龄、李白交往之事,据此我们可以完整地认识刘复其人其诗。墓志中关于刘复早年生活的介绍不仅可让人了解到天宝学子的修业方式,而且还可对天宝年间以江宁为中心的江南诗坛有更真切的了解。这为解决天宝文学中几个悬案,如王昌龄被贬龙标时间、王昌龄在江宁主持雅集及授学之事,也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此可对著名的《琉璃堂诗客图》做出新的解释。借助这方墓志,我们可对盛唐时期京城之外的诗学活动有更具体的认识。     

论“透彻”及其诗学意义——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中心

“透彻”一词具备丰富的诗学意义，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它具有诗歌表意之明晰深刻、妙悟后之境界，以及盛唐诗境之特点三层含义。严羽在“妙悟”“兴趣”等概念之外，更借助“透彻”,将形而下的诗歌修习与形而上的诗歌悟解绾合起来，使其诗学更牢固地立足于“吟咏情性”与盛唐气象之上。通过对“透彻”这一语词的内涵及演变进行考察，能对严羽的相关诗学概念和诗论体系有更新的审视，同时也可以看出“透彻”同中国古典诗歌本质与诗人学诗工夫论的关联。     

从"唐人选唐诗"看王昌龄在唐代诗坛地位的变迁

“唐人选唐诗”录王昌龄诗歌作品的情况反映出唐代不同时期人们对王昌龄诗歌接受态度及其在唐代诗坛地位的升降变迁。总体而言 ,昌龄因其五言古诗对盛唐诗风的开拓之功而受到当时选家普遍重视 ,有“诗家夫子”之称 ,中唐以后选家则独重昌龄七言绝句 ,虽以“七绝圣手”誉之 ,但其诗歌地位已非显著。文章同时指出 ,作为古代诗歌批评的一种特殊形态 ,唐诗选本所蕴含的诗学价值应受到重视 ,成为唐诗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浅析王昌龄的“三境说”

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三境说”,具体内容包括“物境”、“情境”、“意境”,其中的“意境”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理论范畴。王昌龄是用“意境”来概括诗歌的第一人,具有首创之功。     

《〈全唐诗〉补遗》指瑕——兼与黄震云先生商榷

通过核对<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发现黄震云先生<<全唐诗>补遗>中所补之唐五代诗存在问题较多,尤以"新见作者26人"为甚,是近年来学界较大规模的唐诗误辑工作.     

试论王昌龄诗歌的“风骨美”

"风骨"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种审美理想的概括。唐代风骨盛行,盛唐时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和共同的美学标准。唐诗中最能体现"风骨"特征的是盛唐边塞诗。现以王昌龄为例,分析盛唐边塞诗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盛唐蓬勃酣畅的时代精神和美学风貌,说明边塞诗在唐代是最富于盛唐诗歌所焕发的魅力,闪烁着"风骨美"的光华。     

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李颀诗歌的转型意义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     

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

《忆鸣诗集》案发于查慎行卒世五十余年后,对清中叶后两浙士风深有影响。慎行牵入诗案的直接原因是为卓长龄《高樟阁集》作序。缘查岐昌所辑《敬业堂文集》流落在外,查氏后人始逃过一劫。诗案发生于浙西,有其历史因素。海宁查氏与塘栖卓氏为世交,查慎行早年从学卓天寅,后与卓长龄及金张等人交笃。明清易代,遗民思潮与江湖士风盛行两浙,造成两浙文化与庙堂专制文化的一种“悖离”,查慎行、卓长龄、金张等人深受沾熏。清廷借《忆鸣诗集》案惩治两浙士子以威劫士气,巩固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文字狱与明史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关系密切。     

刘希夷历史地位重估

盛唐之音骨力遒劲、兴象玲珑、神采飘逸、平易自然四项内涵,在初唐近百年诗歌发展历程中逐渐积累,众多诗人各有贡献,而刘希夷是唯一同时兼备这四种风格的诗人,这使他成为初唐诗发展的总结者。他以实际诗歌创作,预示着盛唐之音即将到来。     

唐代宗教思想影响下的诗歌圆相之美

佛道思想影响下的圆美意识为唐代诗歌打下了明显的"圆美"烙印。唐代诗歌丰富多姿的圆相之美,是由于唐人敏感的诗心对外界的全面领悟,而此领悟心内又潜藏着丰厚的宗教质素。宗教思想丰富了唐代诗歌圆相之美的形态,加深了诗歌圆相之美的底蕴。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新发现的两条研杜资料

“诗圣”一词首出于杨慎,见其《词品·序》,而非王嗣奭;杜诗有两处记录安史叛军焚烧唐室宗庙,古今杜诗注本均失注,而两唐书皆有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