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画皮去假面使敌人露其真象——读鲁迅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一切假革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往往打着最“革命”的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干着破坏革命的罪恶勾当。鲁迅曾对这种人作过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使他们“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鲁迅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就是一篇揭露那些貌似革命,实际上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的战斗檄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给思想文化战线带来严重的危害。一些投机革命的资产阶级文人,疯狂地推行这条“左”倾路线,就连当时“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也忽然“急进”起来,发表出“貌似革命”的文章。鲁迅深知这些“拉大旗作为虎皮”的     

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第二次握手》中的两种叙述逻辑

“爱情”和“科学”是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是依靠“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两种叙述逻辑完成自我建构的。这两种叙事逻辑有着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以“旧社会”为对立面,“革命至上”将“革命与爱情”“革命与科学”“革命与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相关情节缝合在一起。以“外国”负面印象为对立面,小说试图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与正义性。“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是一对同构的观念,在小说中,它们互相建构,完成“革命、民族、科学”的循环论证。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革命"研究:革命的原因、性质和目的--从《国家与社会革命》谈起

茜达·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是西方“革命学”研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书。该书认为在法、俄、中三国革命中,对外战争失败导致革命;区别“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标准是有没有农民造反,革命的目的是“创建国家”。斯科克波尔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转型的需要;农民问题也不能作为判断“社会革命”的惟一标准;至于是革命推翻了旧国家还是旧国家的崩溃才引发了革命,显然是前者。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概念的演变--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革命”概念总是一个萦绕不去的话题。在近代以来中央政权更迭的时空背景下，梳理“革命”概念的演进，沿着“革命”到底指涉什么、怎样认识曾经的“革命”、今后又如何看待“革命”这一逻辑理路展开分析。据此说明“革命”概念的“波动”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精英在设法寻求理想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的映射。     

“革命历史叙事”的双重面孔

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叙事”的概念逐渐超越了“红色经典叙事”的范式,将解构传统革命历史的“灰色叙事”也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中来。很多作家将视角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延伸到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等另类革命中,或者对于传统革命持反思和质疑的态度。“革命历史叙事”概念分裂性、歧义性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文化语境以及革命史观的巨大变迁。     

谈“风格”

今天,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里,亿万工农兵群众喜爱谈“风格”,议“风格”,并且踊跃发扬革命风格。一提到“风格”,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杨水才“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战斗风格;王国福“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继续革命、彻底革命的     

宏大叙事中的情感表达 ——21世纪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创排的方法与策略

21世纪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宏大叙事”仍然以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演绎为主,先后出现了多部以纪念革命历史、重温革命记忆、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文化为题旨的舞台精品剧目。剧作者/导演普遍以“情感表达”作为切入革命历史题材的方法与策略,凭借对革命历史的“在场性”叙述与革命英雄的“人性化”塑造,完成了对先前剧目题旨内容趋同现象与排演模式固化问题的突破。这些基于“人文立场”与“微观视角”的创新对今后同类题材话剧的创排提供了以资借鉴的经验。     

理清环绕在“民主化”问题上的迷雾

关注“颜色革命”问题,需要分析产生“革命”的内 部原因和外部因素,认识其“革命”的实质及导演这些 “革命”的种种手段和技巧,以提前做好安全准备和外交 应对。当前,更需要从思想和认识上尽量理清环绕在“民 主、民主化”问题上的一些迷雾,破除“民主”神话,走 出“民主化”过程中的种种误区。     

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看新时期的防“左”问题

在我们党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左”、右两种倾向都曾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过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在挫折和失败面前,我们党积累了许多克服“左”和有的经验教训。作为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指南——毛泽东思想也正是在不断克服“左”和右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并日臻完善的。特别是“左”的倾向,因为它往往带有“理论”、“经典”的威严头衔,“革命”的调子又很高,所以很容易迷惑人,很容易造成“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的错误导向。事实上,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似革命但非革命的“左”的错误导向曾几度使我们党陷于困境。可以看出,“左”的危害特别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