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村民自治的法律环境评析

实行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实行村民自治必然受到国家宏观立法、市县及乡镇基层政权的行政执法及农村区域内的法制小环境等法律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着力改革实施村民自治法律环境问题,对推进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我国农村基层自治的现实困境与思考

农村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层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尤其是随着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并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农村基层自治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度低、资源分化导致村子整合度低、自治的内在驱动力不足等。从根源上看,传统官本位思想、农民受教育水平不高和农村特有的社会形态都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所以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从法律角度出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都需要作出调整与配合,只有这样,我国农村基层自治才会更有活力,农村基层民主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村民自治程序失范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创新探索,其直接民主的形式更是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村民程序认知、传统程序法律文化、程序违法责任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程序失范现象。在持续推进政治民主的进程中,解决好村民自治问题,实现村民自治法律程序化、规范化,必须从增强村民程序理念与程序意识、加强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程序的指导、完善程序违法责任追究机制入手,从源头、过程和结果全面防范和杜绝程序失范,以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的和谐与稳定。     

行政嵌入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基于对浙江宋村的个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浙江宋村的治理实践表明,基层政府以改善村民自治运作条件为核心的行政介入是提高农村社会自治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农村社会的持续快速变迁,保障村民自治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渐瓦解,其结果是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快速弱化。通过选择性治理事务下沉、民主性议事规则供给、发展性经济资源输入,基层政府可以将行政力量有效嵌入村级治理。生活性治理事务下沉可以重建农民与村级治理间的利益关联,从而增强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动员能力;规范性协商规则供给可以为农民之间的理性协商提供空间与指导,从而引导农民围绕治理事务达成共识;发展性经济资源嵌入可以壮大集体经济,从而为自治活动提供灵活、持续的资源保障。由此,基层政府的行政介入能够重塑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进而再造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村民自治的法律困境与理性思考

村民自治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而产生的,是农民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基层民主制度。经过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活动,村民自治存在诸多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解决:完善村民自治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及《组织法》的宣传工作;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实行村民自治,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理顺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明确细化两委职责;加强村民自治监督制度,完善民主监督的作用。     

后农业税时代村民自治组织发展的对策分析

后农业税时代,为了改进村民自治组织面临政治权威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农村人才外流、法律相对滞后等一系列新问题,必须加强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基础,化解村级债务;积极推进村民自治法律系统化和村民自治规范化;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中提升村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水平,赢得农民的政治认同;在农村综合改革中构建新型乡村关系,破解“两委”关系难题;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的制衡机制和监控机制。     

现阶段村民自治运行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

村民自治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困境状态:村委会组织地位尴尬,乡村关系、两委关系难以协调;村级民主选举单一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严重滞后;村民自治的动力资源严重匮缺和流失.要推进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必须改革乡政体制,推进乡级民主和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加强对农民和村干部的政治教育,同时应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并坚持村民自治各项制度建设的整体推进.     

完善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探析

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制度的顺利实施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该制度已日渐成熟。然而,在村民自治进程中亦暴露出不少问题,如村民自治制度的相关法规存在漏洞,村民在选举过程中存在重大问题,两委关系紧张,政府对村民自治干预过多等等。因此,急需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选举,协调不顺畅的关系,以确保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康发展。     

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问题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成为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关系。然而,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实际发展进程中,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现象,构建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协调关系模式成为了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的重点。在新的关系模式下,在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规范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当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共同构建文明、民主、繁荣、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论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兼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缺陷与完善

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民建设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村民选举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村民自治权的一种.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我国于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对村级选举做出了规定,从法律上保证了村民自治机制的实现.但是,该法本身在贯彻实施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实现.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出发,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措施,以期促进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机制的发展.     

试论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对策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亿万农民的创举,只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在实践中还存在若干问题,主要有两委关系不清、乡村关系不明等,这些问题主要是由有关法律规定的诸多缺陷造成的:村民委员会在宪法中的定位不准,容易引起人们误解;《村组法》对村民委员会与村党组织的关系、与乡镇政权组织的关系规定不明确,不利于村民委员会正确行使权力,规定村民自治的各种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矛盾,造成法律适用的困难。要想解决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法律上改革、完善有关制度。     

法治视野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法

目前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三个方面与民族法治化存在较大差距:民族区域自治法法律体系不完善;人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法律观念不强;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机制不健全。为了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现代化,我国应在这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     

农村基层民主的成长逻辑与发展前景

农村基层民主的成长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中国民主实践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现行的农村基层民主是适应农村改革后维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及相关权利的需要而形成的,它保护家庭农场生产的正常秩序。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育、发展,农业公司不断压缩家庭农场的生产与发展的空间,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组织形态,这一变化将导致农村基层民主从村一级提升至乡（镇）层面,村民自治转变为乡镇自治;民主的内涵也将发生变化,农村基层民主不再是大众民主,而是实质上的精英民主。     

刍议我国村民自治问题及其对策

村民自治体制的确立,是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和发展的,它是我国农民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创造,但在其运行过程中却遇到了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两委关系不协调、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低等方面的问题。要促进村民自治的完善和发展,应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简要分析并对其解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中国的民族事务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事务。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肩负着13.7亿人口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重任。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对着消除民族问题"历史遗产"的复杂形势、面对着解决民族问题现实因素的繁重任务。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际相结合,确立和实行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定了一整套以制度、法律、政策构成的,立足于真正平等基础上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民族政策体系,有力地维护了各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坚持和完善这套民族政策体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必须高度重视的任务。     

黄遵宪：渐进主义的地方自治构想

黄遵宪是“清末”预备立宪前现代意义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和尝试者,他创立了以“自治其身,自治其乡”为起点的逐级推进地方自治的思想模式,成为后来中国地方自治的经典模式。黄遵宪对地方自治的最初认识始于1877年,其以清朝首届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随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地方政制做了细心体察。他认为,中国贫弱源于政弊,政弊之端又在官集权于一身,致使民权丧失、民智阻塞、民气不昌、民力衰弱。而破除政弊之道在于伸张民权、开启民智和壮大民力,破除政弊之法又首在地方自治。在他意愿中,“自治其身”可以养成国民自治资格,“自治其乡”足以奠定自治的基础。它是破除专制集权的开端和赋予民权方式,最终使中国走向立宪政治的途径。     

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几个问题的思索

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当前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 ,也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治制度的重要法律保证 ,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与文化事业 ,民族自治权的实质也是繁荣和发展民族经济。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多元矛盾分析

目前，在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几大持续性的矛盾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矛盾、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矛盾、乡镇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矛盾、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矛盾。本文详细分析了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全国各地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障碍的对策性建议。     

自主程度治理指数构建与绩效关系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了公司治理系统逻辑关系框架。公司治理系统的逻辑起点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并且依次展开形成治理系统逻辑体系，这是首创的分析框架。个人具有自由意志，能够自由自主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相应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培养能力，凭借能力可以支配资源，能力和资源共同形成权力，权力支配利益形成权利，权利体系构成治理系统，并产生相应治理绩效。文章构建了自主程度治理指数。结合国内外指数构建方法，在构建公司治理系统逻辑关系框架基础上，确立指数构建的原理依据，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地位大小，首次构建了自主程度治理指数，用来衡量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自主程度，并分析自主程度高低与绩效之间关系，从而检验从逻辑关系框架推导出的结论是否符合现实。文章构建了权利关系量化分析新方法。能力支配资源形成权力，权力支配利益形成权利。而能力包含于人力资源中，人力资源加物质资源可代表权利，因而可以从"投入资源"衡量权利的形成。权利投入科层或市场之中获得控制权，因而可从"控制权的行使"衡量权利的实施。"获取的收益"代表权利实施的结果。综合而言，权利关系包括三部分：权利的形成、权利的实施、权利实施的结果。文章实证分析指标也是从这三个部分选取相应指标而测量权利关系的。文章实证分析了自主程度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首次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将自主程度分析与绩效分析联系起来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各利益相关者自主程度越高，公司治理绩效越好，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关联。文章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从个人相互作用角度分析公司治理系统。个人与个人相互作用，形成个人的整合体，公司治理中的个人整合体就是各个利益相关者，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构建指数，是从利益主体角度而不是普遍采用的机制角度构建指数，因为机制也是个人与个人相互作用形成的。自主程度指数是一种全新的指数，与国内外文献相关指数，比如合规指数等，意义不同。建立了权利关系量化分析新方法。自主程度治理指数通过权利大小来衡量，选取了权利指标的三个部分构成——投入的资源、控制权的行使、获取的收益，这是量化分析自主程度的关键一步。首次将自主程度分析与绩效分析联系起来，并且采用了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