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功能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并不具备功能实现条件以及存在较严重的利益输送问题,因此不仅无法缓解下属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反而使其加重。非国有控股公司比国有控股公司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地方国有控股公司比中央国有控股公司具有更大的融资约束。     

企业投资、现金流与产能利用率

研究行业产能对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行业发展对非国有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影响更大。当行业产能利用率较高时,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较高;反之,当行业产能利用率较低时,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较低。行业产能利用率下降,相对于高融资约束,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低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相对较大。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及1997—2010年经济发展预测(二)——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

分析中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发展概况,简述国有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历程,提出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九五”时期的发展思路、基本政策及所有制结构变化的方案预测和政策选择。     

企业战略差异度与融资约束 ——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研究

融资约束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企业经营战略的实施会对融资风险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从信息不对称这一视角实证检验了企业战略差异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战略差异度与融资约束显著正相关,即战略差异度越大,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2)信息不对称在战略差异度和融资约束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3)战略差异度与融资约束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未被"四大"审计的企业、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以及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表明,对于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企业,要充分重视可能带来的融资约束问题,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之时.企业可通过聘请高质量审计机构、吸引更多分析师关注等外部治理手段缓解战略差异度对融资约束的不利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显著倒逼我国出口企业创新。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我国高市场化程度地区、非国有及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更为强烈。进一步从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及政府补贴效应三个渠道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劳动力成本和政府补贴强化了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的创新作用,而融资约束阻碍了这种影响。     

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利用2012-2018年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使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从融资约束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增长;企业创新投资活动普遍存在外部融资约束,金融错配的提高会加剧企业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分析可知,金融错配对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加剧作用对于非国有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数字创意企业更为显著。     

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金融化吗？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裁员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世界银行调查问卷的证据

裁员是企业常见的战略调整手段之一,裁员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利用世界银行中国调查问卷,重点探讨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裁员会显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通过了相关稳健性检验。机制探讨发现,裁员会通过加剧幸存员工的工作强度从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而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能够有效调节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低,越能缓解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正式工、非国有企业、中小微型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裁员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多负面影响。     

产权性质、控股股东与企业自主创新

为研究产权性质、控股股东与企业自主创新三者的关系,以资源基础、动态能力理论为依据,运用泊松、负二项、Zip和Zinb等四个模型,对2006-2015年深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投入之间呈U型动态关系,具有激励与侵占双重效应,而在创新活动产出方面,上市企业控股股东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出影响主要表现为侵占效应,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这种掠夺效应会更显著,进而导致创新效率下降;(2)不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控股股东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出均表现出侵占效应,然而与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持股相比,非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持股对技术创新活动更具抑制效应.显然,非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出有促进作用.     

论我国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改革中,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致使改制的预定目标难以实现。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的深层次原因,是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及我国《公司法》自身存在一些缺陷。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应该从优化股权结构和修改公司法的不足入手,努力创建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是解决国有企业存在问题的重要基础,明晰产权基础,优化产权结构,强化激励机制,硬化约束机制,实行政企分开,强化国有资产监管,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必然.     

国有企业改制后政府审计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国有企业改制之前,国有企业审计一直是我国政府审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改制前的国有企业中,政府审计发挥着保护国有资产权益和防范国有企业风险等重要作用。随着国企改制,国有企业的政府审计面临四大问题:(1)政府审计在改制后国有企业中继续发挥作用的法律保障不足;(2)政府审计与其他监管机构职能重叠;(3)政府审计与社会审计及企业内部审计的关系难以处理;(4)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股东关系难以协调。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对策:(1)明确职能,重点发挥政府审计对其他政府监管部门的再监督作用;(2)加强沟通,与其他政府监管部门通力合作;(3)正确定位,充分利用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两大资源;(4)依法审计,树立政府审计的权威性;(5)加强创新,妥善处理与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股东的关系。     

论我国产业进入和退出壁垒

所有制偏见、法制不健全、市场体系发育落后以及政企不分等因素是我国产业进入与退出壁垒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 ,寻求切实有效的降低或打破产业壁垒的措施 ,为经济结构调整扫清障碍 ,这对于入关在即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领域。多数的实证分析证实股票市场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 ,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呢 ?回归分析表明 :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 ,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 ,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据此 ,我们可以认为股票市场发展是我国金融深化的重要环节 ,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     

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和外国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我国大型国有企业也开始了国际化经营和海外投资的战略转变。能矿资源、海外市场和技术创新应该是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国际化经营三大战略。为实施这个战略,需要强调发展垄断型国有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发展跨国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和加强政府责任。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激励目标异质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来自国有企业分类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高管薪酬契约也广受关注。以2007—2019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研究了不同类别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差异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1)公益类国有企业比商业类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2)公益类国有企业因为承担超额雇员、过度投资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公益类国有企业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冗员和过度投资,从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企业规模越大,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冗员负担、过度投资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差异越显著。因此,考核国有企业高管时可以将政策性指标纳入考核范围,且合理设置财务业绩指标和政策指标的结构和比例,从而使薪酬契约发挥最优的激励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