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乡村网红群体审视：在场的身体叙事与超真实表演

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入推进背景下，乡村网红是深度媒介化的乡村涌现出的新群体，其自发或自觉的文化建构对乡村文化振兴有着积极意义。通过判断性抽样，从抖音平台抽取251个有效样本，审视乡村网红在建构当代中国乡村文化中的价值与局限性，并给出引导建议。在身份层面，乡村网红主要由“在地”农民构成，作为数字媒体时代的先行者，他们率先确立了农民群体在当代乡村文化建构中的主体地位；内容层面，乡村网红在新媒体空间生产的巨量媒介文本，记录和塑造当代中国新乡村文化；意义层面，乡村网红话语从个体意识、生活方式、人伦关系和乡村本体价值等方面构建乡村文化新涵义。同时，乡村网红发展过程中也显现出生产主体的持续生产能力不足、内容题材超真实趋势增强、价值观念存在较多矛盾话语等局限。由此建议加强公共培训服务，提升乡村网红自主生产能力；调控平台算法和流量，加大对真实乡村题材的流量倾斜；倡导“三农”知识精英入场，形成信息内容和价值观念对冲机制，引导乡村网红良性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网红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网红不断涌现。从网络红人的惊艳到乡村网红的出现,标志着乡村草根的崛起,这是互联网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乡村网红在国家政策、新兴技术、媒介赋能、文化自信的多维共振、合力影响之下出现并深入发展,成为乡村发展的领头羊,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乡贤。乡村网红主要通过推动乡村文化转向、拓展乡村文化空间、激活乡村文化资源、建构乡村文化生态等方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这些参与方式的多面互动与综合发力使得乡村网红由最初的自发性探索逐步走向自觉性引领,乡村文化在乡村网红的推动下将进一步走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路径

乡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子系统。乡村是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场域,但以往国际传播多从城市视角出发而聚焦乡村空间的国际传播研究尚付阙如。全球乡村建设实践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聚光灯由城市转向乡村。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现实空间感知、表征空间构想和传播空间实践的乡村国际传播分析架构。首先,乡村空间承载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主体实践,从“自然景观生成”“人文景观传承”“主体生活实践”三个维度感知乡村空间现实。其次,从文化、伦理、景观、产业四个方面表征乡村空间,建构国际受众对于中国乡村“底蕴深厚、乡风文明、景观民居、民富村兴”的认知图式。最后,从寻求乡村建设共识、建构乡村话语体系、贴近国外受众需求、唤起受众情感体验、主体视角下的微观叙事、赋能乡村短视频传播等方面提出中国乡村形象的国际传播策略。     

以数字化平台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构想与对策措施——基于广东省的研究

“三农”工作重心已由精准扶贫转向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数字化平台是支撑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分析广东省建设数字乡村的必要性以及存在问题,提出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乡村文旅、综合金融服务、农产品交易、农村资源交易等五个方面建设数字化平台,助力广东数字乡村建设,并尝试提出各平台建设的对策措施。     

数字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数字技术嵌合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各领域，必然给乡村社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数字中国”“数字乡村”的时空场域下，必须要充分利用数据媒体的应用场景，聚焦互联互通、立体交互、资源共享、应用体验等方面，通过打造数字媒体平台、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数字媒体人才队伍、构建涉农服务体系等措施，助力农村产业发展、文化振兴、社会治理、生态建设等，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新解释

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通过分析“乡村共同体”内涵、特征及相关研究，并结合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实际审视这一概念的可适用性，不难发现：随着乡村急剧变迁，乡村共同体很难解释当下的乡村社会，而提出新的概念——有限共同体，则是以共同体为起点并赋予新的内涵，具有共而不同、同而不共、半共半同三个维度，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新解释。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可以深化乡村共同体的认识，更能为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     

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数字经济能否接续助力？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现阶段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在有效衔接时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日渐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助力农村从“脱贫”到“振兴”发展,起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助推效应具有持续性。当各地区处于不同衔接程度时,数字经济的助推效应具有差异性,地区衔接程度低于50%,数字经济的助推效应最显著。     

共同富裕视角下广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路径。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和普惠效应可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内生动力。广东省通过统筹规划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农业”的方式推动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数字+公共服务”的方式助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在建设数字乡村的过程中，城乡之间仍存在着“数字鸿沟”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因地制宜逻辑思维，强化数字人才支撑，推动数字资源下沉的方法完善数字乡村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乡村发展已不再以满足温饱为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方向。当前，乡村治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通过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并对当前乡村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而提出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思路，对推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探析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深远意义。针对“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现实挑战，各地应该加快建设数字化信息基础设施，大力实施乡村产业和生活数字化建设，培育数字化专业型农村人才，不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浙江省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改革的先锋队，可以将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模式树立标杆，进而不断带动全国进行示范和推广。“数字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未来图景。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检视

基于TOE分析框架,构建了包括8个观测变量和30个测量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检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效果。通过对14个农业农村部评选的“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能够重塑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乡村治理结构再造,拓展居民参与渠道,赋能乡村治理能力提升,从而助力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但同时,数字技术也会造成一定的乡村治理负担,表现为数字技术的功能“收缩”导致内容生产的行政化,数字技术的社区分化引发内容生产与需求的分离,数据指标硬化和治理内耗引致数字技术的悬浮化,治理主体间的数字鸿沟导致数字技术的挤出效应。为此,需要以“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重新审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超越对“数字技术”过度技术化和行政化的追求。     

价值的回归——乡村营造的伦理思考

受城市中心主义的影响,城乡从传统“我-你”（主主）关系转向“我-它”（主客）式的不平等关系,乡村价值被贬低。当代乡村营造中的困境以及诸多乡村社会问题,也是伴随着这一转变而产生。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强调一种互为主体、相互尊重（尊重他者的异质性）、平等对话的关系。列维纳斯在此基础上主张 “他者性”关系,认为只有坚持非对称性的为他者负责的伦理态度,才能彻底走出自我中心主义。乡村营造问题的缓解,也应在对乡村价值进行充分挖掘与认识的前提下,促进乡村价值的回归,使城乡走向 “他者性”伦理关系。     

面向不确定性的乡村数字化建设及其实践启示

乡村数字化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主要包括技术维度的“数字下乡”、主体维度的“数字农民”以及情境维度的“数字乡村”。但技术应用、主体变革以及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也渗透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之中,从而可能导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社会发展进入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情境”。因此,当下的中国乡村数字化建设将迎来巨大的情境挑战,亟需树立“不确定性”的发展思维,从技术应用、主体赋能和情境治理等维度共同深化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媒介化乡村的逻辑、反思与建构

移动互联时代的自媒体正迅速成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无名者”的出场让乡村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显。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拓展,需要探寻乡村媒介实践的不同场域,同时将媒介化视作一个“元过程”进行一般性的理解。“实践—生活—结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解释框架,可以被用来考察乡村媒介化的现状以及贯穿其间的媒介逻辑。自媒体实践案例表明,乡村的媒介化存在三方面的经验证据：一是个体生活样式的变革;二是资源分布结构的转型;三是文化生产逻辑的转向。自媒体作为一种“元资本”对场域内其他权力形式的放大效应,是贯穿乡村媒介实践的底层逻辑。媒介化乡村的反思与建构需要着眼于三点：一是从“我们”的主体构成出发,构建以自觉性、反思性、创造性为内涵的媒介实践智慧;二是解构并重构乡村的真实性,以矫正乡村社会关系的过度虚拟化倾向;三是从“元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呈现与控制并举的乡村信息传播机制。     

从“数字嵌入”到“数字包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进路反思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了乡村内部各要素于不同层次和维度上的结构性重组，为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不断提速的“双化”转型交叠期，由数字资源供给非均衡化和数字技术应用不平衡性等多重因素引致的“数字嵌入失衡”严重掣肘数字乡村战略的高效施行。作为古圣先贤“均平思想”在数字文明时代的新体现，“数字包容”为矫治数字嵌入失衡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调适进路，通过顶层设计、理念重塑、社会支持、多元投入以及权利保障等策略，建构集制度、价值、主体、资源、权能等要素于一体的数字包容体系，在对数字乡村发展价值理念和目标内涵形成有效回应的同时亦可促使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更为高效均衡、普及普惠。     

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

基于中国乡土特性，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迭演是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结合既有理论争鸣和实践沿革，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为分析视角，通过构建“动力层 -基础层 -应用层 -导向层”的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作为动力层，“数字惠民”是数字共同富裕要求与数字鸿沟扩散的张力结果，为重塑国家与乡村关系症候提供了机遇；作为基础层，“数字下乡”通过技术逻辑、沟通逻辑、政策逻辑和治理逻辑推动国家与乡村从单一的“政权链接”向“政权 -智技”的混合链接嬗变； 作为应用层，“数字乡村”的构建凸显出“技术 -结构 -组织”交互递进下“现代 -传统”“模糊 -具体” “嵌入 -协同”的关系表征；作为导向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强国家 -韧乡村”体例的产生，既为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拓展了新视角，亦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新路径。     

务工与电商:乡村“数字化家计”的形成

在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中，乡村家庭主要体现为离散型家庭结构，并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创业，乡村出现扎根型家庭结构，在家计上主要为就近务工或经商模式。国家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小农家计的转变带来新的契机，基于电商业的数字化家计模式逐渐兴起。数字化家计主要以有丰富务工经验的返乡创业青壮年为主导，其初步成功得益于国家政策、亲代奉献及各种社会强弱关系的作用。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数字化家计尚在起步阶段，农户如能够合理运用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务工经验，并且相关制度能够切实落地与嵌入得当，数字化家计将对优化家庭和村庄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     

乡村社区的社会语言学价值阐释

乡村社区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西方学者重视乡村社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并获得许多重要发现,而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发展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当前我国城市化和社会流动为乡村社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有利条件。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语言学价值在于,它能够拓宽社会语言学理论适用范围,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乡村社区的语言规律,对于促进语言变异规律研究和促进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潜在风险及消解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等宏观顶层设计的相继提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向。在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主要以数字技术整合治理资源、促进信息流通与激活乡村公共信任的价值逻辑和多元主体之间不断交织与调适后共同选择的制度逻辑与为乡村治理赋权增能的技术逻辑为主要表现内容，共同构成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当前，现代化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治理模式并不会自然达成耦合协调，出现数字技术侵蚀乡土性、消解自治性与催生伦理风险等问题。未来，乡村数字治理需要通过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有效融合、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责任与村级组织力量、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乡村伦理规范等策略加以消解，从而保护乡村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