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

分析农村女性婚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就农村女性普遍存在的“向上婚”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将其与农户家庭贫困相关联,利用2016年获得的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就女性婚姻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女性婚姻对其家庭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已婚使其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就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而言,女性离户口所在地（娘家）远、有一定技能、家庭拥有较高学历男性、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而“大家庭”、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老人数对其家庭贫困呈显著正向影响。     

智障人口特征及其生存发展——对南京市216名智障人15的调查

在南京市区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智障人口父母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智障流行率特征有:男性多于女性,年龄呈学龄前人数比例低、学龄期高、青年期下降的特点,无论男女都存在严重婚姻障碍。智障等级上,轻度智障者比例最大、中度次之、重度和极重度最小。致病原因除先天、分娩、妊娠期等致病因素外,社会文化因素日益显著。智障人口在生活上绝大多数终身与家庭捆绑,智障者家庭养残不堪重负。据此提出四条相应对策。     

在夹缝中妥协:农村女性情感实践模式个案研究

通过对农村女性婚外恋个案研究,我们发现,农村女性的婚外恋是一种寄居在家庭外壳下的情欲模式,且这种情欲模式已经呈现出物质化与享乐主义的特征。在熟人社会中,她们通过婚姻家庭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可与满足其合法女性的象征资本;同时借助婚姻的外衣,她们又在婚外恋中追求着优雅、体面的享乐恋情。处于这样的夹缝位置,一方面是女性自身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生活环境造就了女性的牢笼处境;另一方面,对精英男性的经济依附以及优于底层男性的婚姻市场优势,构成了女性情欲实践的结构性基础。在象征资本、经济资本与熟人社会的复杂建构中,农村女性情欲模式的行动策略,呈现出农村女性的半自主的性别主体性。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离婚现象研究

珠三角农村地区经济发达,最近10年当地离婚现象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年轻夫妻是离婚主体,大部分离婚案例由女性主张。调查发现,当地农村离婚现象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当地农村是全国农村的婚姻高地,外地女性大量流入,当地女性在婚姻市场进而在家庭权力结构、家庭矛盾中处于劣势地位;二是当地农民家庭缺乏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使得夫妻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协商、支持的关系,夫妻关系完全维系于情感;三是当地农村夫妻之间在经济、亲戚关系、交往圈子上相互独立,使得夫妻之间在家庭责任、义务方面去公共性,夫妻关系纽带不牢固;四是当地宗族观念重,中老年人掌握财产权,维系着传统家庭秩序和权力格局,这与年轻女性主体性伸张形成较大张力,容易导致婆(翁)媳矛盾,进而可能引发夫妻矛盾。这样,年轻女性在家庭中无法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难以实现主体意志,因而在发生家庭矛盾或失去夫妻感情之后容易提出离婚,而年轻男子则因为容易再婚亦不畏惧离婚,从而导致当地离婚、再婚、复婚现象频仍。     

中部地区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嬗变分析——基于“60后”与“90后”女性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乡城流动促使农村女性获得从农村地区流入城市的机会,加之教育水平提高,女性独立意识逐步觉醒。在农村男性婚姻挤压与高额婚姻替代成本压力下,“60后”与“90后”农村女性代际关系重塑。“90后”农村女性与“60后”农村女性相比,称谓由从家庭系统出发向个体化转移,角色权力从“婆强媳弱”向“婆弱媳强”逆转,家庭事务从“无权参与”向“事事知晓”转变,家务分配从“家务全包”向“家务解脱”变化,生育自主权逐渐增强。洞悉两代中国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结合家庭资源理论分析由传统乡村社会的男权主导向夫妻平权制方向发展的原因。     

人口流动进程中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范围内发生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是我国人口流动进程中产生的特殊婚姻迁移模式。其发生的机制复杂多样。从人口流动引发的选择结婚对象的空间范围发生的巨大变化、追求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得到年青人的普遍认同、外出务工经商的未婚青年男女正处在婚恋的最佳时期、农村女性婚姻自主意识增强、外出务工期间的艰难生存状态、性观念和性行为的逐步开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代交通与通讯的便捷、婚姻自由权和女性的权益得到保护、户籍制度变革等方面分析农村女性婚姻迁移模式的发生。     

从厚嫁风看婚姻商品化对宋代妇女地位的影响

宋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盛行厚嫁之风,无论是皇家宗室还是各级官吏、新科进士,都拜倒在丰厚奁产之下,门第、权势、仕途等在婚姻这个中介下,都可以成为交换的标的。婚姻商品化的直接受益者是女性,使其在娘家有了更多的财产继承权,在婆家享有了更多的家庭参与权甚至管理权,这些权益还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一部分女性不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在婚姻后的家庭中具有较高的家庭地位,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被家庭成员所尊重,这成为宋代社会的一个特别现象。     

城市化进程中女性生活状况的社会性别视角--对四川城郊某村多位女性的深度访谈

城市化进程中女性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社会参与程度提高,但存在着差异;女性的择偶方式变化不大,但婚姻模式和家庭生活发生了变化;在农村,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仍占主导地位;城市化进程与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的改变速度并不同步,女性面临着矛盾、冲突与选择,社会性别平等的实现还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西部农村女性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基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农村地区的调查

为了了解西部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情况,对甘肃省嘉峪关市三个行政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婚姻自主权、家庭实权、家庭地位满意度等方面内容,并得出结论:农村女性教育水平低下、权利意识缺乏等是影响其家庭地位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提高农村女性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的对策。     

现行婚姻模式下农村女性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困境

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养老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对农村女性老年人而言,受到现行婚姻模式的影响,家庭养老陷入了困境。本文主要从婚姻模式变迁的角度入手,探讨使农村老年妇女家庭养老陷入困境的因素。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进行了研究。本项研究发现,虽然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不及非留守妇女,但高稳定性仍然是两类妇女婚姻的共同特征。分析表明,“留守”将通过扩大夫妻之间的人格特质差异,促进农村妇女婚育观念的现代化,增加其精神压力,降低其婚姻关系和性生活满意度,进而对婚姻稳定产生破坏作用。     

中国农村跨省联姻的特征——以黄梅县Z村为例的分析

农民工间的交往和融合直接导致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通婚圈也随之不断扩大,跨省联姻日渐流行。发生在农村的跨省联姻现象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社会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未婚女性远嫁到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或中部农村地区,形成独特的外地媳妇本地郎现象。本文结合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所得的经验材料和文献资料,旨在描述农村跨省联姻家庭的结构特征和生活特征,以期对外地媳妇本地郎婚姻现象有更加具体和丰富的把握。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我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挤压的是适婚男性农民,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中观层面的梯度挤压和微观层面的竞争挤压等机制。其中,性别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挤压的是作为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而作为婚姻市场优势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被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的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而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适婚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最终由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承担,他们最容易成为农村找不到配偶的“光棍”。     

长江三角洲农村妇女流动的决定因素分析

户籍身份和社会性别的双重影响使农村妇女在作出流动决策时面临着比农村男性更大的压力。农村妇女的年龄、教育、婚姻、在学子女和社会关系都可以对她们的流动决策产生影响。政府应该重视农村妇女及其子女的教育，把农村妇女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到官方的就业渠道，以促进农村妇女的流动。     

女性主义影响农村青年妇女家庭观之路径分析

农村青年妇女过渡型家庭观主要表现为婚恋选择半自由化,家庭分工去唯一化,家庭角色“边际化”。社会现代化转型语境下,女性主义通过社会政策、基本教育、大众传媒、外出务工、城市生活等路径作用于集年龄、性别和地域三个维度于一身的农村青年妇女群体,使其形成了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型家庭观。     

婚嫁权力博弈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基于四川盐亭、陕西商洛、山东日照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农村婚嫁习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婚嫁过程中男女双方权力博弈天平向女方的倾斜使得婚嫁中的男方开始不得不接受女方越来越高的物质要求,而这种婚嫁习俗的变化又反过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变迁。城镇化,城市化,还是在原址上的发展,都是深深地打上了婚姻政治的烙印。因此,在当下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探究婚姻嫁娶在社会变迁引领中的作用以及其原因,进而寻求有效方式推进农村婚俗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必将有助于社会变迁的顺利推进。     

农村“天价娶妻”现象解读--基于冀南H村的田野调查

由于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天价娶妻”现象在多地农村频发。对冀南农村的实证调查发现：农村富裕家庭和儿子自身条件不足的家庭率先推出婚姻支付的“体面标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源头;媒人职业化、消费主义文化在农村婚嫁实践中的渗透,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助推力;女方家庭的居奇心理、攀比心理、转嫁心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强心剂。“天价娶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求的“乡风文明”背道而驰,各地政府特别是农村管理机构应当对此进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