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促进了农民增收吗?

促进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当前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究金融科技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与农业服务业发展等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路径积极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同时金融科技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接入水平相对较高省份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省份的金融科技增收效应更强。为更好发挥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应进一步推行差异化的金融科技支持政策,打造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支撑点,强化农村金融科技发展的人力物力保障,夯实农村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在作为农业大国的情况下不仅发展相对落后,其支农的力度、结构都存在不足,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分析1978-2011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外生于中国经济内生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却没有很好地促进农民增收.财政支农在力度和结构上都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导致无法发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同时,农村储蓄和农业信贷由于“金融抑制”、“金融门槛”等不合理农村金融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无法从根本上发挥其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加之国家发展战略的配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贫困.     

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中正规金融支持效果分析

本文借鉴金融结构理论,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1997—2007年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陕西省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规模对于农村经济的增长影响较大,说明当前陕西省正规金融仍是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对农业的贷款规模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并较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但对乡镇企业正规金融支持明显存在不足。     

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实际情况,采取1981~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检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某种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保持一种长期稳定关系,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的介入激发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潜力,收入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人均收入并不是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农村投资产出比长期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这种低水平状态表明了农村金融发展的薄弱,投资产出比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投资量在产出量得比重太小,没有对经济产生影响;农村中的贷存比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农村储蓄的资金更多流向了农村贷款。因此,在发展农村金融时,应该更加注重农村制度的改革,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的发展,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和形式多样化,多渠道促进农村贷款量的增加,有效地促进农村金融体系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陕西省的数据

鉴于中国不同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论的不一致。选取陕西省1989—2008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来揭示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显著,而农村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影响较小,且短期作用为负,由此提出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措施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货币调控、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针对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这一学术争议,引入货币调控、农村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相关率等因素改进C—D函数模型,基于1990—2012年度数据,实证考察货币调控、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长期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人力资源、农村资本存量、农村耗电量和农村技术进步共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货币调控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无效性。农村金融规模负向冲击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相关率正向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治理体系能力建设。     

湖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0-2008年间湖北省的数据,对湖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增长的关系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金融发展是农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对1990-2008年间全国与湖北省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湖北的农村金融相关比率远低于全国水平,湖北省农村金融发展存在金融抑制,未能对农村经济增长做出应有贡献。提出了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强化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基于农业资本投入的中介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降低农业获取资本的难度从而增加农业资本投入,而资本投入能促进资本快速积累,进而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大陆30个省市（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从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四个维度评价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农业资本投入指标,对数字普惠金融经农业资本投入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进一步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以及受农业资本投入中介效应影响的门槛特征。     

河南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村经济的增长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身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起到比较完全的支持作用.健全河南省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保障农村经济增长的金融需求,创新农产品特色体系,建立“造血”机制,才能逐步走向农业强省.     

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生增长模型分析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储蓄率.通过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这三个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建立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农村金融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机遇和巨大的空间。发展生产,提升农村经济水准,增加农民收入,都需要农村金融的强力支持。但农村金融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必须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农村金融的构成,构建科学、合理、分工明确的农村金融格局,以适应农村综合改革的形势;提升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力度,培育新的合作制金融机构,发展和完善涉农保险,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国家和社会”框架下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以江苏省A 县L 镇为例

文章在“国家和农村社会”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农村教育、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以及出现偏差的原因.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项目的形式加大教育投入,县级政府在统筹县域乡村基础教育资金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时出现了偏差,乡村社会遭遇“被调整”加速衰败.导致县级政府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有“被城市化绑架”和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     

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与农村发展

发展和建设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应遵循合作社原则,坚持"姓农"的方向,依法进行内部管理,才会使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健康发展;客观、具体地分析传统农业文化对于农村变革的正、负效应,继承其积极因素,才能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建构适合中国特点的、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具有不同层次的农业文化;新农村建设要通过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生态化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推动农村走上文明发展之路;还必须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农业科技的引进和开发力度,走科技兴农道路;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通过制度创新,组织生活在各地的"村里人"捐资、捐劳,可以有效解决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是新时期城市反哺乡村的有效方式,突出"农"字,建立社区参与制度,乡村旅游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经济转型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是影响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事件,基于对近30年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兴起的制度根源和约束条件的分析,本文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尤其对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了全要素合作和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进行制度补贴的概念,论文最后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转型进行了展望。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农村基层自治与农村文化建设

农村基层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由国家法律认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的一项重要基层政治制度,在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方面有重大价值。但是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农村基层自治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塑造农村基层自治的合格政治主体、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而这三位一体的三个方面又都只有通过农村文化建设才能得到实现。     

论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村体制改革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我国农村社会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有密切关联.农户的"原子化"状态、农户"寻求获取资源的方式和路径"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三农"问题形成的根源.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研究中国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整体把握农村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基础上,针对问题,以新发展观作为价值理念,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整合农村社会结构作为改革目标,整体设计农村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有序推进体制改革的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知识贫困与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不仅是收入贫困,还有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农村贫困的根源是知识贫困,而消除农村知识贫困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长期以来,农村教育目标的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没有赋予农民在农村谋生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能力,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根本策略是建立新农村教育体系,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教育。为此,国家要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效机制,城市要主动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依据新农村建设需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