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筠勘正段氏《说文解字注》辨正四则

王筠好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非是,《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说文系传校录》随文指摘,知其尊尚段氏而不肯苟同。今权王氏订段之功过,盖有不相掩者。故于《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诸书中,钩沉王氏明谓段说讹谬者,釐清轸域,平议得失。观王氏勘正之条目,要为正段氏之误改篆文、正段氏之误改注文、正段氏之误作说释三事。为举四例,试为分析。     

金坛望族 经学世家——关于段玉裁家世的考索

关于段玉裁的生平,刘盼遂先生早有《段玉裁先生年谱》一书详细记述,其他同志也有过论述。这里仅就段玉裁家世作一些考实。 段玉裁雍正十三年(1735)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三代庠生的家庭,为金坛段氏百三公第十八世孙。段氏在金坛是望族。当时金坛有一句俗语:“于王新发迹,虞段旧人家。”因为金坛有四个大家,即于、王、虞、段四姓,“科举莫显于于氏,文献莫盛于王氏,而皆敛手推虞段为望族。虞兴于明初,段氏种德自宋,绳绳六百年。”(王鸣盛《段氏家乘序》)大约在南宋高宗南渡时,段氏百三公由河南迁居金坛,为金坛段氏始祖。百三公“为人厚重,力学,慨然怀范文正公不为良师即为良医之志。”(毕沅《段氏重修家乘序》)他终身以医为业,救济世民。他临终嘱咐儿子段康年曰:“宋室日促,非可仕时也,惟医可托迹耳。”     

大理高氏考略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十二传至段廉义,元丰三年(公元1082年)大臣杨义贞篡轼段廉义,夺取王位,自称“广安皇帝”。后四月,鄯阐(今昆明)岳侯高智升起兵诛杀杨义贞,复立段氏。其后,段氏历二世不振,高氏掌握了大理的实权。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段氏被迫让位给高智升之子高升泰,高氏立为君王,改号“大中国”。升泰立二年寝疾,遗命还国政于段氏,段氏乃中兴。时为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延运百五十余年,史称“后理国”,高氏仍为国相,被封为“中国公”,执掌政柄,号令咸出其门,段氏仅拥虚位而已。     

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

段玉裁一生校订古籍数十部,具有丰富的校勘实践,对校勘有着独特的认识,并曾与另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展开过持久的学术论争,留下了十多篇校勘文章,被誉为"理校"的巨人。本文以清代学术为背景,结合段氏的学术理性、知识结构等,探讨传统文化语境下段玉裁校勘学的特色,认为清代学术范式要求他以"求是"为目的,规定了他的校勘目的必然为"定是非",段氏的校勘理念导致了他采用"改字"的处理方式,而段氏的学术素养、创新精神,也将理校推到了一个高度。     

宗族祭祀仪式的分与合--基于云南省大理市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的人类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祭祀仪式的地点和方式,对祖先崇拜的信仰核心未曾造成彻底影响。段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人口与祭祖场地的矛盾,对自身组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分化后的祭祀群体能够在指定场地完成祭祖仪式以延续祭祀传统。家庭是段氏宗族祭祀仪式最基本的实践单位,它对仪式产生直接影响,决定着相应仪式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段氏宗族的祭祀仪式主要受到国家、宗族组织、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其经历的变迁可概括为：国家强处仪式弱,国家退处仪式盛;宗族经济政治功能弱化时祭祀仪式的文化意义增强;传统家庭结构并未解体使得宗族祭祀仪式的信仰内核恒久不变。     

段氏古韵研究方法论——纪念清代著名小学家段玉裁诞生255周年

段玉裁是清代著名的音韵学家、文字学家、训诂学家。他在这三方面的成就,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巨著《说文解字注》中。段氏在音韵学上,集中地研究了古韵学,有名著《六书音均表》传世。段氏的古韵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论是韵部划分,还是韵部排列,都达到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段氏的古韵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有一整套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古韵的方法。今天我们探讨段氏古韵研究之方法,对弘扬祖国学术事业,对进一步研究古韵学,都是很有意义的。     

镇江金坛段玉裁家族文学创作考论

清代朴学大家段玉裁在学术文化方面造诣极高,同时亦有文集<经韵楼集>传世,从中可以看出其文学成就亦高.段氏之女段驯亦能文工诗,段氏与仁和龚氏联姻后,壮大了家族力量,诗礼传家,一门风雅.段氏外孙龚自珍幼年从外家学习<说文解字>,后转从刘逢禄习公羊之学,转益多师,形成了新的师承关系和学术渊源,并将一己之思想、情感皆付诸文字,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启蒙和近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说文解字注》对同义词的辨析

清代文字学、训诂学大师段玉裁在其著名的《说文解字注》中,对许多同义词进行了辨析①,赢得了后代学者的交口赞誉,王力说:“段氏对同义词的辨析非常精到,这是段氏的精采部分之一,”并举了七个例子加以说明。(《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13页)郭在贻称赞段玉裁辨析词义时表现出来的“深透的考察,缜密的思辨,以及辨析方法的多样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并举段氏     

朱骏声是正《说文解字注》辨正四则

朱骏声之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要以宗段为主,然亦有厘正之善.其不妄立异,亦未敢苟同,每得《说文》精奥之所在.其势也后出之言而转精,朱氏之论自非完璧,千虑一失,抑扬失当,在所不免.今于《说文通训定声》《说文段注拈误》中,寻析朱氏明言段说非是者,厘清轸域,发覆深究.观朱氏是正段说之条目,要为正段氏之误改篆文、正段氏之误改注文、正段氏之误作说释数端.为举四例,详作辨析,豫冀厘清其中悬解,窥寻朱氏正段之大略.     

音有正变:音之敛侈必适中——读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札记之一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段玉裁“音有正变”学说提出的目的、“音之正”与“音之变”的具体含义及“音之变”与“音转”的区别,并进一步分析了段氏“古敛今侈”的结论的客观基础,说明了段氏这一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     

东汉末季之家兵与世兵制的初步形成

东汉末季之家兵与宗伍有联系更有区别,二者不可混同.当时的家兵有两种类型,即豪强地主之家兵和统军将领的家兵,他们都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汉末家兵的数量,开初约三至四万人左右,后来由于统兵将领把国家军队私家化,加之其大量招募和收降,实有家兵远远超过这个数据.对这些家兵给养的经费来源,存在多种情况,或由主人私养,或豪富资助,但主要是靠政府的财政支拨和就地筹措.随着家兵职业化的加固,人身依附关系增强,世兵制也就首先从家兵中逐渐形成.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     

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两个问题

抗战时期 ,中共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 ,但该政策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 ,到什么时候正式形成 ,却是众说纷纭。我们认为该政策是从 1935年 12月 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开始转变的 ,而且 194 2年 1月 2 8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则是其正式形成的标志。     

建党90周年之际对党的“八大”的理性透*视

从党代会常任制的视角看,应该有"两个八大",分别是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和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上,八大一次会议制定了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策方针,取得了一定成效;八大二次会议却制定了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路线政策,并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在短时间内呈现出"两重天地"。基于历史经验可知,执政党的执政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正确进行矛盾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确立执政党思维、树立执政党意识;必须尊重价值规律、生产规律、建设规律、发展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衔接

根据我国现行立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不一致表现出有三大类案件不能纳入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导致部分行政权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监督。导致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立法技术上的缺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长期的行政权的膨胀。然而依法治国方略意味着控权制度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所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就应当一方面保障行政复议制度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监督权力,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的立法目的。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

《三国志》裴注的史料价值超过陈寿《三国志》本身,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其所以如此,在于裴注引书甚丰。因而研究裴注引书问题者不少,主要有赵翼、钱大昕、沈家本与王祖彝诸家。然而,赵、钱、沈、王四家之说,差异颇大,以致后之学者,各承一说,言人人殊。本文试图考察赵、钱、沈、王四家差别的具体表现及其造成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目为258种,分别指出其中四家均未著录者36种,各家所著录但互差异者15种及存疑待考者16种,最后列出裴注引书目表及裴注所引书目存疑表,以供参考。     

论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之美

从德性与中庸之道、德性中的善与美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厘定出发,深入地探究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之美,并指出,正是亚里斯多德确定了一种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活生生的中庸之道,才使德性的善完成了向至善的过渡,达到了中庸之美。尽管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之美存在着漏洞、混乱和空白,然而,他开创性的工作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充满德性理论的美学家或者说他是一个当时最懂美学意义的道德家。     

商代甫族、甫地考

殷卜辞中反映出甫族人常受商王之命而从事各种农稼、田猎活动,商王也曾多次亲临甫地并在那里举行占卜活动。当时的甫地与敖、奠(郑)、曼、（女自）(自阝)等地之间似存在着一种呈扇面辐射形的地域临界关系,在地望上可与文献中所记作为炎帝和太岳之后的这一支姜姓中原古族相印合。商代的甫族人与后来许慎《说文》中所称由甫侯所受封的(许)国应存在有历史渊源关系。     

太平天国与义和团政治意识之比较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虽然同为近代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但他们的政治意识即对洋人、洋教、政权和清政府等问题的认识,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贪污共犯中主从犯的认定问题探讨

在贪污共犯中不分主从犯一律定为贪污罪,这属于立法上的特别规定。该特别规定与一般共同犯罪中确定犯罪性质时采取"主犯决定论"两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并且贪污共犯的特别规定内容,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主犯决定论"。贪污共犯的特别规定,虽有利于统一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犯罪行为,但也存在量刑上轻重不一致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