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解读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它关注的焦点是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政策制定能力。我国基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大体可以纳入“街头官僚”的范畴,他们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出现错位现象,并由此产生负效应。行政伦理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软束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依托。从行政伦理学的维度剖析基层执法类公务员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的价值负载,寻找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是铺就政府与公众和谐之路的新视角。     

关于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综述

自李普斯基于20世纪80年代开创街头官僚理论以来,街头官僚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经过30年的发展,街头官僚理论得到了不断发展和丰富。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自始至终都是街头官僚理论的核心,因而学者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所展开的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主张街头官僚合理合法地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二是主张削弱甚至是消除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     

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传统解释与领导模型

在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官僚制理论、政策执行理论、专业化途径、政治与行政互动理论等在解释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相对应的责任时存在相当的限度。本文运用领导理论分析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及其责任,构建了一个街头领导模型,认为：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过程型自由裁量和结果型自由裁量;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有四种不同的情况。     

研究综述: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

现有的街头官僚的理论研究主要都是围绕政策执行和自由裁量权这两个主题展开的,而作为街头官僚基本特征的自由裁量权是研究的重点。对它的现有研究由主要围绕自由裁量权的验证、影响因素和控制,主要关注其中的组织特性、客户特征、个体决策者的属性。现有的这些研究只是获取了关于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及其基本的因果联系的混合并且有限的认识,更多的包括因素研究,而并非过程研究,因而没有完整的呈现出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形成这一核心问题。国内的街头官僚研究以行政执法为主,这同以政策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性为主要目标的西方街头官僚研究有根本的区别,更没有同西方理论形成对话。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     

关于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

在当代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向度中,政策的内体制系统生成到体制外作用实效的发挥与反馈,存在着一个操作的临界面,基于这种窗口层的空间结构的研究,是街头官僚理论的论述附归。而作为街头官僚核心因子的自由裁量权,其控制约束机制以及行动逻辑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李普斯基开创街头官僚理论以来学者们讨论研究的聚焦点所在。本文试图对研究街头官僚的现有文献作一理论上的综述,从而为以后推进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若干亮点与不足——基于警察自由裁量权有关规定的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警察自由裁量权方面的规定有许多亮点:条文趋于细化、具体,压缩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程序条款增多,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设定了法治的轨道;引入处罚监督机制,强化了警察自由裁量的法律责任等。但新法仍然存在着警察自由裁量权过大、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选择不作为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制约性的规定、对警察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执法监督规定不够明确等不足之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影响法官自由裁量权运用的心理因素及其法律规制

自由裁量权是利弊兼有的一把双刃剑,若行使不当或者被滥用,则不仅无利益于法律价值的实现,反而更有损法律的尊严。本文从自由裁量权的本质和理念出发,对影响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心理因素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对建立有效防止司法裁量权滥用的法律规制机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从法制和道德角度谈规范行政管理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使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权力滥用问题,首先介绍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定义及其特点,进而概括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现状,分析了出现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政策建议,即从法制和道德两方面"软硬"兼施,规范行政管理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论罗马裁判官的自由裁量权

为了克服罗马市民法所存在的局限,罗马裁判官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给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提供法律救济。自由裁量权的出现与诉讼程序改革以及公平诚信思想的引入密切相关,其行使的方式主要是采用拟制诉讼和创立事实诉讼。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裁判官不仅创立了新的契约类型,同时为后世解决法律局限性问题提供了范例。     

论罗马裁判官的自由裁量权简

为了克服罗马市民法所存在的局限，罗马裁判官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给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提供法律救济。自由裁量权的出现与诉讼程序改革以及公平诚信思想的引入密切相关，其行使的方式主要是采用拟制诉讼和创立事实诉讼。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裁判官不仅创立了新的契约类型，同时为后世解决法律局限性问题提供了范例。     

公共行政现代性追寻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法治化趋势下的具有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非制度"领域.在具体的行政实践过程中,行政主体可能会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异化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为规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公共行政强调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责任伦理的价值体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规制旨归在于德性伦理及制度伦理的会通,以实现行政主体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外在规范性与内在价值性的统一.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控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又是必须要加以控制的权力,权力行使者的不当或错误的运用会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本文在对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就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做法.     

论责任伦理的价值——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对自由裁量权规制理路的解读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追寻,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价值及其限度日益凸显.20世纪末,西方的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对伦理价值的关注,无疑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盏指路明灯.在制度之外辅以一种建基于内在道德信念的自我约束机制--责任伦理,契合了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向.责任伦理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价值生成与公正运用的基本前提与保障,可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     

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探析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核心,它可以软化和缓解法律的刚性,能够使行政主体灵活地处理问题,提高行政效率,并有利于完善行政法体系,但运用不当又极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与失控,并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影响法律公平、正义的实现。必须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遵循一定的规则,从平等对待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参与原则和权利本位原则等方面使其得到合理的运用,而采取有效的举措对其进行控制则尤为必要。     

自由裁量权的运作逻辑及其优化之道——以扶贫政策为例

国家通过出台各项政策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政策目标的达成有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政策执行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基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的运作。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对其的有效监督,减少基层官僚的信息不对称劣势,保证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朝着达成政策目标的方向前进。通过对我国从"粗放式"扶贫到"精准扶贫"变迁的过程中,基层官僚自由裁量权的运作分析,指出由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以及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的缺乏或不完善,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商式"自由裁量权的概念,从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主监督相结合的角度,为优化自由裁量权的运作提出了解决之道。     

街头官僚理论视域下我国窗口执政治理现代化

街头官僚理论已经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和研究,但这一理论不是1977年才出现的,而是出现在1969年.街头理论研究,在国外主要沿着三个主线展开,在国内呈现出两个阶段性.窗口期已经从医学领域扩展到公共政策研究中,而针对窗口执政治理,可以建立一个窗口政务函数理论,来对窗口执政能力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实现窗口执政治理的现代化.在政策或改革窗口期工作的窗口公务员,更容易滋生谬误性执政.克服谬误性执政,需要从优化工作环境、完善激励制度和强化权力制约机制等方面去努力.同时,规制窗口期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也要从完善相关法律、加强责任控制和提高行政素质等方面去努力.     

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双重功能 ,它在运作中的“自由性”和“封闭性”特点决定了它更易受权力、金钱等非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枉法、滥用自由裁量权 ,这严重影响了法律适用的公正和准确。为此 ,必须大力加强立法 ,加大对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深度 ,严格对执法者的考核任免和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行政法制监督 ,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有效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