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一个重要的和谐元素——宏观社会资本视域的透视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指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并且利用这种新建构的关系网络获取自身发展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一过程正是农民工利益得以表达和体现的过程,而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应有之义。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研究框架,从宏观的视角剖析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并从组织、制度层面提供了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政策。     

20世纪60年代黑人利益集团的崛起与美国政府的应对——“最后通牒”博弈理论的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发生于美国的以黑人利益集团为主体的争取自身利益的活动,以及美国政府所作出的回应。最终得出黑人利益集团在60年代末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最终的愿望是想要融入美国社会,而由于自身的经济条件不发达,以至于在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并最终销声匿迹。     

社会网络视野下的农民工研究现状述评

社会网络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为研究中国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提供空间和理论工具。国内学者就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社会支持、群体内部分化、群体意识形成等问题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了深刻分析并取得很多成果。在对农民工自身的社会网络研究方面,学者们集中于对“关系强度”的理论运用、社会网络与信任的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建构规模等问题的研究。就国内学者在社会网络理论视野下研究的农民工问题成果进行文献述评,并指出其不足之处和今后研究的内容和方向。     

走向和谐——农民工体制之变革思考

社会和谐依赖于各项制度建设,要实现社会动态的和谐发展,就要不断调整各利益群体博弈构架,使博弈支付有助于社会各群体积极参与利益创造,以实现博弈双赢.农民工体制是农民工与相关利益群体博弈之构架,表现为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安排,影响并引导着农民工群体的行为,进而作用于社会经济方方面面.既有体制由于路径依赖,致使博弈前提与博弈支付对相关群体存在较大偏颇,导致社会经济运行存在诸多弊端,致使其面临较大的变革压力.由于体制内作用力的矛盾运动,新的均衡也在孕量.社会走向和谐,必然要求对农民工体制进行变革,使之更有利于推动社会前进,为此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以推进这一变革.     

宪政视野下农民工问题研究——以农民工的权益与政府职能关系为视角

农民工权益受损损害的决不仅仅是几个农民工,也不只是整个农民工阶层,其最终影响的是整个社会利益。行政机关代表公权力,公权力的本质意义和作用之一就是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私益。但行政部门似乎成为一方利益实体加入到经济政治的博弈中来,这无疑于其担负的行政职能目的有所背离。所以身为政府和政府官员,在市场经济中应是管理者、协调者和监督者,而不应作为一方经济实体参与到市场经济中的博弈,尤其不能对经济发展过度干预以谋求自身利益。     

城市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分析

由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文化及个人等原因，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存在着就业机会不平等、居住隔离、交往狭窄及社会保障待遇不公平等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应该加强政策支持和合理安排制度，扩展社会网络、增强社区归属感，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自身适应能力，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网络媒体影响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

从网络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产生影响的角度分析了网络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针对消极影响提出应对措施:政府应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督与建设,网络媒体应努力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切实利益,新生代农民工应不断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等。     

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分析与构建

如何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许多政府和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从农民工群体——集体层面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重构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社会实体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增加社会资本既要有良好的社会实体为母体,还要有社会网络为载体,所以要想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必须很好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并提高群内的整合和群间的链合。提出了组建有关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这一过渡性质的非赢利组织的思路,阐明了其生成、运行和发展的机制,认为农民工群体组织的筹建,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网络融入度、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和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     

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

通过对福建、湖南与贵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滋生自杀意念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而先赋性社会网络与自致性社会网络能有效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面临的“扭力”,为其遏制自杀意念进而防止自杀行为提供双重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与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超前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其自杀意念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路径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结构从“先赋性社会网络”到“自致性社会网络”的转换,并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消除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有效遏制其滋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途径。     

排斥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里安家立业。然而,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排斥,在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适应性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资本的缺失,称为内因;二是社会体制的阻碍,称为外因。因而,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社会资本、破除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层面去消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     

社会网络视角下农民工创业互助组织发展探析

农民工创业互助组织发展前景广阔,但面临诸多制约。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这一新兴组织的发展方向及其与农民工创业计划的关系可以得出：社会网络越发达的农民工,创业行为越活跃;强关系是创业互助组织创立的基础,弱关系是决定其发展水平和规模的重要因素。同时,农民工创业互助行为受到社会支持和示范效应的影响。在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妥善利用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将情感型策略与工具型策略相结合,是不断推进农民工创业互助组织发展的动力。     

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社会网络构建分析——以北京地区家政服务员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依靠社会网络进城务工,但以家政服务员为代表的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在社会网络构建方面相对处于不利地位。虽然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多渠道努力构建社会网络,但基础依然是乡土社会网络,在社会变迁中出现内生性关系网络和外延性关系网络交替并行的融合状态。她们的社会网络以初级群体为主,选择有限。因此,还需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等方面优化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社会网络构建。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分析研究

一直存在的二元制社会结构、市民的社会歧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注和容纳不足、农民工社会交往面窄以及经济窘迫、见识短浅带来的自卑感等,造成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心理障碍,让城市的农民工始终觉得自己不是广大市民的一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通过成人教育这一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指导,协助其打破内聚式的社交网络和消除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让农民工找到城市的归属感,可以积极融入城市。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福建省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从积极心理感知和消极心理感知两个维度系统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整体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以强化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发挥社区优势以拓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健全心理健康疏导机制以解决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等,以保障农民工的心理健康。     

乡村社会网络的利用与再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是一个对传统乡村网络充分利用和改造的过程。研究发现,由老乡和血缘关系构成的乡村原生的社会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倚仗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它在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意向,加快城市适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通过城市生活中的非正式交往以及加入老乡会和地方商会等团体组织,乡村社会网络得到了扩展和改造,并在创业过程中发挥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乡村社会网络中家人和亲属的支持贯彻创业的始终,从而构成最持久、最稳定的支持网络。     

社会资本、民间借贷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

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通过正规金融途径进行创业融资,其创业筹资较为依赖民间借贷。社会资本具有共享信息、分担风险、平滑消费以及改善决策等作用,可以促进民间借贷。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交网络的特点进行理论分析并基于河南、黑龙江两省765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得民间借贷,从而更可能进行创业行为。     

农民工转户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以重庆为例

户籍制度是一项包含多种利益分配的身份制度,户籍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必然面临复杂的博弈.在自愿选择的前提下,中国农民工户籍转变过程逐步趋向于政府与农民工基于成本利益估量的双向博弈.文章以博弈方法分析了当下农民工转户过程中农民工和政府策略影响因素及可能的均衡路径,得出结论为:现阶段政府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大于所需成本,有动力主动推动农民工转户进程;农民工出于对转户后生活不确定性的考虑,需要政府适当保留其部分既有利益且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后对于转户才有持续积极性.为了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可持续稳定前进,政府可能在短期需要付出足够多的经济政策扶持;即便如此,对政府和农民工而言,这仍是一个双赢结果.最后以重庆户籍改革过程中的统计数据验证了分析结论并提供政策启示.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上海市的调查数据

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网络在就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将最终影响到就业的质量.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匮乏,就业质量偏低,其中就业质量受社会网络阶层差异的影响最为显著.网络阶层分布越广,工作收入越高,工作满意度也越高,与雇主的心理契约达成状况亦更佳.此外,网络规模越大,工作满意度越高.而网络紧密度与工作收入、参保概率呈负相关.在此基础上,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社会资本存量,最大程度发挥社会资本的效用,笔者提出若干尝试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