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学话语中的中国诗学理论体系——兼及中国诗学的印象式批评之说

当代诗学话语中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诗学是一种印象—点评式批评,缺乏理论性与体系性。实际上,中国诗学是一种具有理论话语、辩证文化逻辑与思维方式的理论体系,拥有独特的理论范畴与中心观念。中国的诗话词话是中国诗学的主流,是中国诗学中理论批评的代表,其特有的评论方式体现了中国诗学的特色。诗话词话的理论实绩不仅表现在义理、词章方面,考订之功也十分突出。因此,以中国诗话词话的观念为主线,以西方诗学为参照,可以论证中国诗学的基本特性。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没有历史的诗学——钱锺书的宋诗研究及其诗学观念的变异

钱锺书依托西方近代以来文学本位的观念,构建起其有异于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诗歌评价标准。藉此标准,钱锺书对以宋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的评价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阐释路径,但现代诗学观念给他提供新的评判可能的同时,却也因此观念无视诗之"背境"、固守文本而不及历史,而有损其阐释实践的有效性。钱锺书诗学观念的反历史气质,使之重构了传统诗、史关系,他将历史置诸文学视域内进行观察,历史因之被赋予审美的特质而失其所是。这种近乎审美本质主义的做法,使得钱锺书对围绕在诗、史关系周边的传统诗学观念发生了误解、无视乃至反动。     

传统诗话的绝唱——论《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

1922年由"北社"同人策划出版的《新诗年选》,由于诗歌文本后面的评点而被赋予了与同时期其它新诗选本相比不同的历史功效。这些诗歌评点,在形式上,是中国古代诗话批评模式的延续;在内容上,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和外来诗学资源的有效结合。因此,成为中国传统诗话在中国现代诗坛的绝唱,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中国传统诗学术语和批评方法的新探索——读黄维梁的《中国诗学纵横论》

黄维梁的《中国诗学纵横论》,是一本中西比较诗学的论集.这本论集有三篇论文组成:《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中国诗学史上的言外之意说》.从题目看,一、三为涉及历史变迁,属于纵论,二是评价一本专著,属于横论,但它们围绕的是一个中心,即从美学角度来看,中国传统诗学的术语和批评方法,究竟是些什么,有什么地位和价值.其中第三篇,相对于前两篇,美学意味比较醇厚.笔者先从第三篇评介起,然后再略略涉及一、二篇.     

《中国诗学精神》评析

刘士林的《中国诗学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ｌｏｐ年出版）,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诗哲助的修订版,《中国诗哲论》创作于叨年代初,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诗学精神》基本上保持了原著的风貌,个人特色十分鲜明。它在基本理念上提出了本体论诗学这一观念,通过对历史上十位诗哲生命精神全面而具体的阐释,对这一观念作出了具体生动的阐释。同时,此书是从古代诗歌的角度结合西方学者观点所作的文化研究,在理论探索中多有创新。该书的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提出“自然深层的精神结构”的基本概念作者认为,历史中一切发生…     

《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

清初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吴乔著有两部诗话：《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前者一直以稿本流传,世人罕知。其稿本今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虽已影印出版多年,但研究清代诗学者未予重视。笔者仔细比较两本的文字与内容,断定《逃禅诗话》为《围炉诗话》的雏形,保留了吴乔早年的诗学观念。本文通过分析两本的异同,探明吴乔撰写诗话的过程及修订宗旨,指出作者诗学观念的具体演变,并对其诗学的渊源与倾向性提出一些看法。     

半世纪来韩国国内清代诗学研究概况

近几十年以来，韩国清代诗学研究比其他诗学，如唐宋诗或魏晋诗，有相当大的差距。进入1990年代以后，有关清诗与清代诗论研究的成果时有呈现。在清诗思潮研究方面，清代诗学研究的水平并不高，研究范围也只限于所谓四大诗论而已，但近来开始重视诗歌理论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诗论的理解，研究热度愈来愈高，这是相当鼓舞人心的；在作家论部分，清代重要作家如钱谦益、王士祯、袁枚、沈德潜等十多人大约都涉及到了，其中偏重于王士祯、袁枚等诗论，但其研究水平尚不高；在中国诗论部分，最重要的资料以清诗话为中心，国内清诗话研究者不过二十余人，其中本人近十年问集中研究清诗话，把其诗论内容开始应用于唐诗等中国诗学，关于清诗话研究方面的专著仅有本人所撰《清诗话研究》、《中国诗话的诗论》和《中国诗话的理解》。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比较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唯美主义思潮

文章在比较诗学的理论视野内,探讨了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接受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是西方文艺思潮、现代中国历史语境和古典诗学传统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诗学中同类观念的话语特征。     

李健吾诗性批评的特质与价值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虽有西学背景,却放弃了西方文论的学理言说,从直观出发,整体把握,致力于开掘批评者与作者之间的灵魂共振;用隐喻与象征的形式表达生命体验,以艺术通达真理,呈现出鲜明的诗性特质。其文论的诗性品质正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发展。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批评思维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西化轨道,而他的《人间词话》却代表了一种向传统文学批评范式的直觉式与感悟式批评思维回归的意向,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冷落。但是,中国传统的批评思维并未被完全驱除,传统的以直觉感悟为主导的“印象式”批评思维在西方印象主义的旗号下仍在西方式的理论思维框架中继续存在。到20世纪30年代,《人间词话》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思维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并在李健吾等人那里通过与现代西方的逻辑理性思维相融通,在更高层次上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关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关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李健吾:中国式印象主义文艺批评的奠基人

李健吾(刘西渭)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批评家,他将西方印象主义文艺批评方法引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中国式的印象主义文艺批评,这一批评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限制中自由--论李健吾对古代文论的承传与转化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生成得益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厚滋养并进行有机转化,是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中尚需深入的部分.李健吾作者中心论的批评观导源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言志"的文学观,自我潜入的批评策略则秉承于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批评传统.正是依凭着中国古代文论扎实的本土资源与对西方文论的圆融汇通,李健吾文学批评获得了自由高蹈的独特型态.     

精巧的移植:王国维建构现代诗学的话语逻辑

面对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作为深谙中国传统的文论家,王国维企图使用外来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实现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对西方文论和话语方式生吞活剥的解释。如何使西方文论丰富本土传统,而非西方文论和言说形态取代中国固有样态,其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诗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但其诗学思想仍呈现出不彻底的现代性色彩。     

感悟式批评对当代巴蜀文学批评的启示

感悟式批评强调灵感、想象、即兴、直觉,这与以自由、浪漫、超越、灵性的巴蜀文化传统在精神上不谋而合。新时期以来, 出版业的振兴、文学创作高潮迭起,与之对应的是文学批评的热度持续,但此时的文学批评开始大规模引进建立在西方哲学、 社会思潮理论背景上的批评模式,而更具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却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忽视,巴蜀文学批评的发展显然 也受此影响。那么在当代巴蜀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感悟式批评融合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 题。从中国古代文学的感悟式批评中获取灵感,阐释其对当代巴蜀文学批评创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