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赛义德的对位批评理论

从三个层面分析了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赛义德的对位理论:对位理论的提出、对位理论的概念及其实质和对位理论的意义,指出对位理论在运用到具有文化差异或冲突背景的文本阅读时,注重把文本与当时的文化历史语境、现世的批评语境和涉及的地理空间相结合,强调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历史交迭的关系。再者,作为批评视角的对位理论对实现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和观照批评理论本身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詹姆逊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历史意识“及其对建设中国文化诗学的意义

詹姆逊的文化批评理论对中国文化批评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有深入研究其理论中的"历史意识"才能够深入理解他的理论,从而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批评以及文艺理论。论文从"对理论及作品的历史化"、"历史与现在"、"历史与文本"三个方面对詹姆逊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历史意识进行了分析,并探讨其在我国文化诗学的建设中所具有的意义。     

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对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观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对象是作为历史与文化的文学文本,而文化批评的理论平台却是文化、历史与文本的对话关系.针对当前学术界在历史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概念性纠缠和阐释性迷惘,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构想出发,对历史与文本、文化与文本、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分别展开探讨,指出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而在文化批评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阐释性回归和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论新时期以来文体批评的独特品格

新时期以来的文体批评既不同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区别于西方的文体批评，而呈现出新的审视角度和维面。首先，它借文体为批评的切入点，去透视文本的表层和深层结构以及所折射的世界、作家和读者，这就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区别开来。其次，它不把文本当作绝对封闭的自足体，它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开掘蕴含其中的社会文化内容，并兼顾了对作家与读者的研究，同时将文体构成因素的具体、实证分析与文体风格的整体观照融合起来，既探讨文体的既定形式，也研究文体的生成过程。最后，它对文本分析的透视点也不同于其他的文本批评方法。     

由极端到折衷的形式主义批评

形式主义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批评流派,这些形式主义批评流派都以文学文本的语言结构形式为批评客体,以此探索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深入、不断综合.俄国形式主义以文本形式为绝对中心,排斥一切形式之外的因素;新批评较之采取相对折衷的态度,虽提出文本中心论,但并不完全摒弃历史的范式,承认作为语境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结构主义批评由于直接受到了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研究焦点由文本扩展到潜藏在文本之后的宏观文学传统及读者的"文学能力",研究视角大大拓宽,研究立场也比新批评更加包容.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比较批评

本文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的批评历史、批评文本、批评主体进行了比较和重估。认为在近现代文学批评革命中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文学批评的第一篇革命宣言 ,在启蒙意义上 ,王国维较梁启超意义更大。     

文化诗学结构:中心、基本点、呼吁

文化诗学的意义就是要把“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结合起来,把结构与历史结合起来,把文本与文化结合起来,加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意味,走出一条文学理论的新路来.文学批评必须坚持以审美检验为中心.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应把文本看成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不能就文本论文本,而要抓住文本的症侯,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历史文化的视野去细细地分析、解读和评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出现的中国的文化诗学,是一个文学理论话语,折射出社会的时代的要求,是对于社会发展平衡的一种呼吁.     

文学批评维度的辨证互动

文本、世界、作者、读者构成文学活动的四要素,批评理论针对文学活动四要素形成了不同的批评维度。正像文学活动以文本为中心建立系统而又多向度的关系一样,批评理论在文本与读者、文本与作者、文本与世界之间也形成了双向的辨证互动关系。     

读者反应理论与《跨国的雪》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界。读者反应批评学者认为文本不是孤立的自足体,它并不是确定了的意义。一个文本可以有诸多可能性的阐释,但它不会自我阐释,更不能自发地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是读者本身在积极主动的参与整个阅读和阐释过程,填补文本的"间隙"和"空白",并在读者自身的"期待视域"指导下最终完成对文本的阅读和评价。《跨国的雪》讲述的是一对好朋友在欧洲滑雪的故事。读者的作用在海明威含而不露的写作风格下得到充分的体现。本文将结合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对《跨国的雪》一文进行解读。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以本文为中心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浅论英美新批评的形成、发展和影响

新批评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批评流派之一,具有其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理论来源、基本特征、理论成就和局限.新批评派从折衷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在理论上试图调和文学与现实、理性与感性的对立,试图突破旧形式主义的框架,并出神入化地运用语义学方法分析文学作品语言,进而分析作品的结构,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实绩.但是,新批评以绝对的、孤立的本文作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排斥对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分析,无视作者心理、读者反应和社会效果,这无疑是新批评的最大局限.     

文学批评理论与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由《黑暗的心脏》不同解读及殷企平与王丽亚学术争鸣说起,讨论了文学批评理论对文本意义理解的作用及文学批评理论与文本意义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重点指出依据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弗莱“三角形”批评说与其文本观的建构

弗莱提出的"三角形"批评说,即探讨作者、读者、批评家与文本的复杂关系。首先,文本生成是个"胎生"的过程,一旦生成,它就和作者处于关联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关系中。其次,读者的创造性阅读就是与文学文本进行"亲切的接触",与文本"打成一片",并完全融合。最后,批评家的任务是还原文学文本非功利的、自成一体的形态,他不局限于单个的、封闭的自足文本,而是向"大文本"迈进,并以宽容的心态视其为体现人类命运和人类理想的想象共同体。     

解读叙事诗《奥西曼提斯》中的艺术特色

文章运用当代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即叙事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解读了雪莱的十四行叙事诗《奥西曼提斯》,特别是这首诗中的各种声音所蕴含的意义,为叙事诗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点。同时从作者、文本和读者相互关系的角度阐释了这首诗的开放性主题。     

两种异质的批判逻辑：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演进

人文关怀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宗旨。但国内外肯定马克思文化批判逻辑存在的学者总是囿于青年马克思的视角，这种理解看似肯定了马克思，实质误解了其文化批判逻辑的根本性质．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文本中存在前后两种异质的文化批判逻辑：一是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性质的，是不成熟的；一是1845年哲学变革之后逐渐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本文从文本出发梳理出属于马克思本真的文化批判线索，并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透视两种文化批判的方法论特质与效应，以期对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维度做出厘清。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研究中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当下文学研究与批评与这一时期的文学进程同步,汲取已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呼应着现实需要,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盲目追求赶超意识带来的思想浮躁、技术化的方法批评导致的与文本的审美价值脱离、许多大而无当的文化批评的泛滥造成的文学本体研究的空心化和泡沫化、长期的精神压抑创伤造成的正面建构生存理想能力的匮乏、直面现实勇气的缺乏派生的滥把生存策略当成文学本真等严重弊端,足以引起人们深思。     

试论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事实上,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所蕴含的文化批判精神指向一切既有的和将要生成的事物,它最主要的批判维度有三：一、指向尚未生成的可能性的疆域;二、指向现有的造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的造物）的自在性和异己性;三、指向主体自身,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从悲剧与政治、经济、历史的多重内在建构关系中来阐明悲剧的本质,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揭示人的存在具有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悖论性质,显现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空间,从外在的价值批判转向历史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批判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