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延安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

延安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在革命与救亡的制约下超越了文学本身的范畴,上升到更为广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层面;文学的发展方向不仅是承继"五四"文学所开拓的现代性发展路径,更重要的是为了配合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无论是文学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大众化的文学实践,还是文化符号由"鲁迅方向"向"赵树理方向"的转换,以及新的文学规范的设定,都在不断探索本民族文学现代性和民族性并重建构的新的可能性。从延安文学的实践及发展来看,一方面,它的现代性追求尽可能地向本民族的文化靠拢,突出中国经验的表达;另一方面,它所建构的民族性又充分体现着现代性追求的实践特征。延安文学所追求的现代性是包含着民族性的现代性,所确立的民族性是内涵着现代性的民族性,民族性塑造着现代性,现代性目标又深化着民族性的诉求,二者之间是一种双向沟通和对接的过程,由此构成了延安文学的双重追求:民族性与现代性并重。现代性与民族性作为延安文学的两翼,形成了延安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并为建国后当代文学的发展创设了新的文学规范和发展方向。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论佛经“薪火喻”在六朝“形神论”中的运用及其作用

六朝时期佛经的大量翻译引发了思想界关于形神问题的大论争。佛经中的"薪火喻"内涵丰富,不仅用来比喻形神关系,也用来比喻烦恼、智慧、涅槃等其他内容。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手段,它不断被六朝形神论者引用、发挥,借以阐发各自的思想主张。奉佛者强调薪尽火不灭,主张形尽神不灭;反佛者强调薪尽火灭,主张形神俱灭。"薪火喻"的运用,在六朝形神论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学者的态度”--新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创作危机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遭遇创作危机,同时不断重申以胡适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和传统,这种文学主张和态度与他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一脉相承。沈从文关于作家主体、创作的重要性、作家与读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回乡之行”的写作与五四新文学的理想遥相呼应,从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研究

自朱陆"鹅湖之争"以来,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一直未间断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此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备受关注,并成为"千古不可和之异"(王阳明语),究其原因,主要因为这次论争,既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的方法论的理论自觉论争,也是第一次比较成熟和理性的思想和方法的论争,而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又关涉到为人及为学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尊德性"还是从"道问学"出发,都将面临一个二者都无法统一的悖论。有鉴于此,笔者想在探析此问题渊源的基础上,对历代学者与此争论有关的认识与看法进行客观的分析,以期找出古人在此方面的某些可借鉴性因素,从而为当今社会风气建设及为学次第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播中的《文艺报》

20世纪50年代国内就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在真实性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关于真实性理论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使国内认可真实性问题。在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构筑知识背景，引导国内的论争朝着五十年代文学规范的路子上发展。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

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在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讨论的基础上,从对策性思考角度提出了建议。     

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关于翻译的争论谈起

上世纪20年代,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茅盾和郑振铎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发生了一场论争。论争涉及了文学翻译选材的问题,即以经济性为主还是以艺术性、欣赏性为主,实际上隐含的却是翻译目的、意识形态、创作风格和话语权力的差异。     

中日色彩词及其文化象征意义--以“红”“白”为例

色彩词在每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中都必不可少,其具有的独特语言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反映着民族的色彩意识和传统文化。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相互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中日色彩词语及其文化象征义,探究中日两国文化异同。     

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鲁迅《呐喊》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

语言变革是一个时代文化思想领域开放或保守的风向标。五四到三十年代的"文白之争"不仅关涉文学的革故鼎新,也涉及怎么论定上层建筑、知识者与布衣的话语权及其文化身份的问题,也是文化转型关头怎么看待民族认同这一"大身份"问题的缩略版。作为思想个体,鲁迅对语言嬗变蕴涵的知识者文化身份的认识极其复杂,如《呐喊》既呈示了语言变革与身份转换的复杂景观,也体现出文化启蒙的悖论性。研究其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辨析知识与权力的离散与勾结,对理清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刻关联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民族性

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首先要考虑民族性的问题,要在吸取他者有益成分进行自我改造的同时,从传统和现实中发掘出自己的本质属性。要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和与其他民族文学理论平等地交流和共在空间的角度,处理好古今中外各因素的关系,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一是民族性的稳定性和变革性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轨迹,二是民族性与"中和"观念的关系,三是民族化与全球化语境中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即自我身份的重建。     

试论康熙时期台湾原住民政策的变迁

讨论了康熙时期清代台湾的原住民政策。认为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施了积极的原住民治理政策,并且得到台湾原住民的积极回应。朱一贵起义及其带来的严重后遗症,极大地改变了清廷的治台思维,也改变了清代的原住民政策,导致由积极治理转为消极隔离。但这种隔离并没有阻止原住民和汉族民众的接触,原住民仍处于不断汉化过程中。     

格萨尔王传》所见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形态和习俗

《格萨尔王传》蕴藏着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习俗及其历史文化,族外婚、婚姻不自由、抢婚、妻从夫居、一夫多妻、弃妇等现象,反映出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中妇女地位的低下。《格萨尔王传》中所体现的具有藏民族特性的婚姻习俗及其历史文化,是藏族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奴隶社会的婚姻习俗的真实写照,也是藏族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生活的反映。     

从朝鲜族双重文化本体性看中韩文化纠纷*--基于公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持续世界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意性,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①,此次制度执行后,中韩两国因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载同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产生了纠纷,纠纷产生的根源是因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两个国家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公有文化资产。比起日本、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中韩的矛盾日益加深的原因在于从韩国移住到中国的朝鲜族的影响颇大。众所周知,中国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与单一民族韩国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朝鲜族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他们的民族性却从属于韩国广义上的民族概念,因此,包括语言的口传传统及表现、公演艺术、社会仪式、节日贺宴等在内的产业方面必然会与韩国出现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纠纷。实行多个国家共同登载机制能够排解这种纠纷。     

“2012年李贽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述

近几年,对李贽的研究在不断地深化,无论是治思想史的专家,还是研究史学和文学领域的学者,都有新的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2012年9月召开的李贽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是对李贽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与会国内外学者围绕李贽的思想启蒙,文化品格,毁誉参半的巨大争议,耿李论争,编纂书籍与文学创作、学术论战,地域与思想家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学术研讨。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世界历史坐标里,不仅进行中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也有汉文化圈的横向考察,对李贽的思想贡献、历史定位进行了再思考,为反思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此次研讨的问题,不仅角度新颖,各具特色,而且涉及的主题广泛和深刻,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研读,体现了当今国际学术界对李贽研究的重视。      

钱钟书《围城》中作者女性偏见原因探析

《围城》是一部备受瞩目的小说,其作者钱钟书先生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文化昆仑"。然而在这部广受赞誉的作品中,作家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存在很大的偏见。《围城》创作中产生女性偏见的原因,一是目的性:作家独特的创作目的决定了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二是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对"中学为体"的钱钟书不可估量的影响,三是时代性:作家所处的时代无法逃遁的男权社会下作家的群体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