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性”与“绘画性”的探究——以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为例

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已经证明,"文学性"对绘画的创作与发展一直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叙事、描述、想象、虚构、隐喻等文学模式的"文学性"与基于技术、材料、形式,非预设性、直觉、无意识、即兴想象等范畴的"绘画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一差异不仅是作为门类的"文学"与"绘画"之间的最大差异,而且是绘画借助"文学性"这一文学表达模式的优势来发展自身的重要手段。该文从文学与绘画的潜在关系入手,从"文学性"向绘画领域的蔓延,科学认识"文学性"和"绘画性"这两个"种差"对于界定文学与绘画本质的意义,"文学性"与"绘画性"在中外绘画史上的相互博弈现象,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融两者之长的探索价值以及对当下绘画创作的启示诸方面来对这一问题展开探究。     

“文学性媒介文本”的基本特征

媒介文学生产的物化产品可以称之为"文学性媒介文本"。开展文学性媒介本文研究是当代媒介文学生产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文学性媒介文本可具体展开为"作者的文本"、"传播者的文本"和"读者的文本"等不同形态,不同形态中各级媒介都处于基础地位,构成了该文本的本体性要素。文学性媒介文本中的媒介要素具有内在于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     

论“文学性”与“非文学性”

文学作品,当然必须具有“文学性”.但仅凭“文学性”,只能判定一篇文章是不是“文学作品”,尚难以判定是不是“好作品”,更难以判定是不是“大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非文学性”对“文学性”的掩抑固然伤害了文学,但如果反转过来,让“文学性”掩抑了“非文学性”,同样是文学的悲哀.对于文学作品的整体价值而言,“文学性”重要,“非文学性”亦同样重要,在许多情况下抑或更为重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颓落与低迷,主要原因就已不再是“文学性”的缺失,而更在于某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非文学性”因素的缺失.     

从俄国形式主义看诗歌语言的“文学性”

以罗曼·雅克布森和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为首的俄国形式主义是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文论流派之一.受到索绪尔语言学新观点的影响,形式主义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本质是"文学性":通过对语言等"材料"和运作方式"陌生化"的技巧而实现的"文学性".试图通过对雅克布森和施克洛夫斯基语言观点和语言在文学,尤其在诗歌中的运作来分析俄国形式主义诗歌语言的"文学性".     

“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若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     

漫谈“底层文学”——兼及文学潮流中的“命名热”和道德立场

"命名热"的延续与道德化立场是否会伤害其文学性,是当前底层文学引发的争议。其实这并不具有本质性意义,关键问题在于其在特殊文化语境出现时所附着的复杂问题状况,以及作家通过创作实现道德担当的同时更要重视作品的文学性本质。     

“纯文学”讨论迷思

始自2001年的“纯文学”讨论没有在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检讨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理解做出新的贡献,其引发的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深化了对文学自身境遇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依然以认识论思维讨论文学的经验属性,没有对“文学性”的根本依据问题做出深入讨论。“纯文学”反思不足以代替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概括,“文学性”问题应该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得到理论升华。     

“翻译文学”概念及英译名问题

"翻译文学"这一概念在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翻译文学"在英译名上的混用却表明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本质还缺乏足够的了解。"翻译文学"不同于"文学翻译"在于"翻译文学"侧重于对作为既定形态的具有文学性的译作本身的研究,因此英译名translated literature更能反映出"翻译文学"的本质内涵。     

走出“文学性”研究的二重误区——兼与余虹先生商榷

当前流行的文学性研究并不是本体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化研究而与文学本体建构无关。当人们细致梳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中文学性概念的产生及其蔓延之后,就会发现,在后结构主义文论中,文学性概念即已泛化,而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性研究更是转型为"文化化"阐述,所以当前亟待重建文学性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既不能在单独的形式审美维度上展开,也不能充当文化范畴中意识形态的阐述说明,而是在本体的审美建构中,融入主体的内在精神深度。     

文学性:工具论与知识生产论

"文学性"概念的复杂性造成了研究者对之进行定义的莫衷一是,其实每一种定义都是对"文学性"某种意义上的丰富与发展,都是一种"知识生产"过程。对"文学性"的论争其实掩盖了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即把"文学性"作为研究非文学领域的工具还是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知识生产"式的研究。文化研究无疑为这种混淆提供了引子。但同时,文化研究为"文学性"提供了一种理论参照与视角。文学作品"文学性"研究的知识生产恰恰为非文学领域"文学性"研究提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域。     

新时期文学30年的回顾

作为文学史建构的新时期文学，既有社会发展的生成原因，也有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生成因素。新时期文学史建构的三个基点：“人”的主题贯穿，文学性体认的去蔽，整体性的架构。文化结构内部的不平衡造成文学治史思考的困惑。针对困惑进行的反思：坚持把新时期文学本体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在整体性语境中整合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观照；注重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     

文学性:未竟的阐释

文学性是定义文学的尺度,从理论上看,对文学性的理解有两大类:本质主义的与非本质主义的。在反本质主义的背景下,须对文学的谱系心中有数: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生成与殖民现代性、文学体制化息息相关,何谓文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也与王国维等人的援西入中不可分割。现代文学沿着现代性的不同路径进行博弈,艺术自律历经坎坷。文学性应置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定位,这种共时结构中的暂时共识依然有其约束力,但生生不息的历史意味着它始终是一项无以完成的阐释。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那什么”的语法化

文章对“那什么”共时系统中的各种用法进行了描写分析,并从历时角度进一步探讨其语法化过程：结构上由“那‘什么np＇”到“那什么”单用;语义上由有所指到虚化为一个语用标记。“重新分析”和“主观语用推理”是其语法化机制;“那什么”的特殊含义与句法位置为其语法化创造了条件。     

文学现代性的冲动与反思

文学性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又是充满困惑的问题。从现代性入手才能理清文学性的逻辑脉络，才能揭示其历史建构中的价值诉求。关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并非对文学性的肯定与否定之争，其间所强调的是文学性的存在形态，即文学性与现代化历史的联系，并进而探讨文学现代性理论建构。如果说西方文学理论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理性反思形态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化则是呈现为现代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因理论准备不足和理性底气不足而留下遗憾。重新审视“向内转”和“纯文学”的讨论，为文学现代性反思选择了有价值的对象，也提供了理论建构的空间。对文学现代性冲动进行反思，需要现代性理念的导引，同时倚重诗意维度，展开以文学阅读为始的科学严谨的研究和理论的探索。     

试析政党价值观的内涵和特征

政党价值观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和范畴。从本质上看,它是对政党＂是什么＂、＂干什么＂以及＂为什么＂等基本问题的回答,是这些基本问题的根本态度。从构成要素看,是由政党的价值理想、政党的价值规范和政党的价值尺度等构成的一个完备的价值观念体系。相对于其它主体的价值观来说,政党价值观具有相对稳定性、强烈政治性、强大凝聚力和巨大影响力等特征。     

上天有好生之德

“生生之德”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生”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生命,更表现为生生不息、和谐有序的深层次含义,尤其在儒家的世界观里,宇宙的本质即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动态过程。中国自古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仅充分体现出主体性,同时也生发出“民胞物与”的极具包容的博大情怀。天地有四时,人体亦有春夏秋冬,以人道应天道,才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应循之道。     

生命德性责任行动——关于“范美忠事件”的多维伦理透视

范美忠事件”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从伦理的视角来看,其争论及其社会影响实际上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是生命伦理还是逃生伦理？是追求功利还是讲究道德、是违背伦理抑或违反法律、是政治自由还是伦理制约？道德与美德何以必要与德性何以可能？知识、科学教育与人文、人格培育孰轻孰重？本文对这些方面作一探讨,希望达到对“范美忠事件”有一个全面的伦理性认识。     

管窥台湾视觉传达设计的现代性转换——从概念与理念的角度

战后台湾设计是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设计艺术学内沉式的概念流变、图像视觉语言分析、视觉传达教育理念变革为内容,探讨和梳理了台湾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由传统的“工艺”、“图案”诸概念逐步迈向现代设计的历史脉络。分别从日据时代“侵略的现代性”、美援时代“西化的现代性”、视觉传达设计教育与设计实务中的现代性进程三个方面探讨了台湾艺术设计现代性的另类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