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一语言学

现代公认的“三一语言学派”是以王希杰为代表的、拥戴并沿着他的学术思想轨迹不断探索的一批学者共同创建的。“三一修辞学”或“三一语言学”,是当代一批有眼力、有才华的语言学者从王希杰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核心思想形成的。     

徐志摩的语言观、修辞观和修辞实践

徐志摩,作为一个唯美主义的诗人,对语言文字的美有着特殊的偏爱,在不懈地追求语言艺术化的道路上,理智地认识到,语言本是一种具有缺陷的交际工具,并且从表达者和接受者两个方面考虑,语言文字的不完善性,深刻地揭示语言文字的本质。徐氏在认识到语言文字的缺陷和不足后,却更为重视修辞,并以弗洛贝尔为榜样,努力实现其唯美主义的修辞理想,把语言表达,把修辞活动同人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高度重视“诚”和“适度”。文章还论述了徐氏修辞实践的失败与不足、追求与成功。徐志摩的语言观、修辞观对中国语言学、修辞学的跨世纪的转向,非常重要,很有意义     

论王希杰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对方法和方法论原则的高度重视，是20世纪语言学的一个特色。方光焘非常重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作为方门弟子王希杰秉承这一治学传统，运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处理丰富复杂的语言学语料，建构了“三一语言学”理论体系。其方法论原则是：简单性原则、语言与言语区分原则、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原则、三一语言学是方法论之学。     

论王希杰修辞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王希杰修辞学研究和修辞学观点的嬗变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精神,浸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它揭示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精神内涵之间的关系。王希杰修辞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以非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表现在对传统的“修辞立其诚”原则的重塑和“得体性”原则所表现的人文色彩。     

先秦“名实论”的源流、旨趣、内容及定位--先秦人文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先秦“名实论”,主要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的初步认识,将“名”作为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通过考察“名实”关系,最终以探讨人的合理的生存实践方式及其认识来源的理论。它重点研究人、语言、世界三者互动的关系;语言能够显示现实的结构是其基本理念,“人”是其研究的最高目标。所以,就其理论重心与基本精神而言,它乃是一种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理论。虽然语言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与语言学、逻辑学关系紧密并互相贯通,然而,为了揭示其本质、彰显其特征,使之与古今中外相关的学科理论更好地会通,以便从中阐发出更多具有生命力和启示性的思想要素,最好还是突显先秦“名实论”所具有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的性质。     

论毛泽东的语言观

毛泽东语言观的基本观点是：坚持“言之为贵”的认识观念，准确科学地把握语言的本质；充分认识语言的内在规律，注重语法、逻辑、修辞；加强语言词章修养，做到语言准确、鲜明、生动；提倡下功夫学习语言，“有的放矢”地运用语言；着眼语言的历史发展，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文风，推崇文风通俗化、简明化。毛泽东的语言观来自他本人语言实践的理论升华，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图像、游戏抑或修辞？

公共行政学的语言问题的重要性,可以借用语言哲学的名言"没有语言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皆无效"来说明。有鉴于此,运用语言哲学的图像论、游戏论、修辞论,探讨了公共行政学语言与行政世界的关系,得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游戏性质、修辞性质,并认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此三重性质遵循辩证互补逻辑,共同支撑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健全功能的发挥。     

人文主义传统对语言与思维和文化关系的探索

一、关于语言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联系问题“逻辑主义”和“人文主义”是欧美学术思想的两大阵营。逻辑主义学者一般从逻辑角观察语言 ,侧重揭示逻辑思维对语言的影响 ,认为语言是依赖并从属于逻辑思维的 ,各种语言具有相同的概念和范畴结构记录 ,各种语言只是表面形式不同而已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而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很强调语言与逻辑的差别 ,看中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并认为 ,语言差别与民族特性相关 ,通过对不同语言的研究 ,可以阐释不同民族的历史 ,不同民族的文化。语言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     

论“赋比兴”的语言结构和修辞系统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话语,三者间具有普遍的结构性关联。本文探讨并阐发其语言结构和修辞系统,认为赋基于语言的毗连性组合,与转喻相通;比基于语言的相似性替代,与隐喻相通;兴则是相似性投射于毗连性而生成的复意含蕴和诗学功能     

论欧洲语言人文主义

欧洲人文主义的精神语言观、活动语言观、有机整体观,是人类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宝贵遗产。本文较为系统地评介了洪堡特关于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观、克罗齐关于语言和美学统一的思想以及浮士勒的唯美主义语言观,并在对三者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了任何语言变化都是精神选择的结果这一结论。     

王希杰的语境理论：“三一语言学”中自成体系的暗线——写在王希杰先生七十华诞前

王希杰语境理论将语境纳入到四个世界、零度与偏离、潜性与显性的框架中,注意到语境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将其作为一条暗线串在全部修辞学理论体系之中而又自成体系,颇具特色。王希杰语境理论是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拓展、创新和突破,具有导向性和方法论意义。这一立体式研究,对于我们较全面地认识王希杰语境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价值、影响大有裨益。提出王希杰语境理论中尚需进一步完善的方面,求教于大方。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对逝去的追忆——汪曾祺的“最后一个”模式

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写作题材和写作对象三个角度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了研究,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汪曾祺作品中的“最后一个”模式;《戴车匠》《鸡鸭名家》等通过对劳动者高超娴熟的传统手工艺的描写,抒发了汪曾祺对传统手工艺消失的惋惜;《羊舍一夕》等折射出人性的美,反映了汪曾祺对过去的追忆和怀念;《陈小手》等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封建旧势力与当时丑陋的社会现实。“最后一个”模式概括性地反映了汪曾祺文化小说中的独特艺术魅力与审美特征。     

从“学伴用随”谈有意义学习理论对语言输入的启示

王初明教授＂学伴用随＂原则、奥苏泊尔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和克拉申语言输入假说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学伴用随＂原则、有意义学习理论对语言输入的启示是：循序渐进,合理利用认知结构中的既定图式;充分利用有意义学习的内外部条件,变机械学习为有意义学习;激发培养学生的心理情感因素;增强文化认同感建立交互语境。     

丘吉尔演说的修辞艺术分析--以"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讲话"为例

文章从修辞与演讲的关系入手，从修辞的视角考察了丘吉尔“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讲话”，主要从鲜明的政治观点、严密的逻辑性和强劲的鼓动力三方面分析了丘吉尔的语言艺术魅力，认为这篇演说语言魅力的体现是与修辞手段的运用密不可分的。     

千山万水难隔断海誓山盟不了情——王涯闺怨诗分析

王涯闺怨诗表达了对远方丈夫刻骨铭心的思念,独守空闺的寂寞,青春流逝的伤感。这些诗的艺术表现也很突出,意象清新明丽,以细节显真情,语言简练有神韵。     

建立复量符号学

“复量”一词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提出的概念。“复量”概念先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并与后者异曲同工。诗歌语言的“复量”观蕴含着三个重要论点：唯有诗歌语言具有编码的不确定性 文学文本的双重性质：书写文本和阅读文本 文学文本是一张连接网络。书写量值可以从三个子量值层面给予考察：语音子量值、义素子量值和意群子量值。阅读量值可以从两个子量值角度分析：作为模糊回忆和作为引语的陌生文本。从类型学角度可以确立复量符号学的地位，并将其公理化。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名学”与“语言符号”观

文献表明,对于索绪尔及其语言理论的研究,或侧重于对其语言符号系统理论理的解读,或侧重于其语言思想的哲学渊源,将其与其它理论进行对比的研究并不多见。从对比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理论与中国先秦时代的"名学"入手,进一步研究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