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创新路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应用,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开启新纪元。社会治理数字化以数据平台为关键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为重要驱动力、以数字政府为领导核心,帮助解决我国城市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赋能。当前,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面临多元主体自觉性不足,协同不充分、治理体系建设不完善,发挥作用一般、人才培养机制滞后,数字人才短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难度较大等现实困境。为此,应采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数字化治理,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等创新路径。     

现代政府治理视域下的行政不作为及其治理

行政不作为是我国政府的顽疾,从现代政府治理的视角看,行政不作为是行政部门及其人员不能适应或者不愿适应现代政府治理理念与模式,缺乏现代公共精神,不讲现代职业道德,缺乏现代政府治理的基本知识、技术与能力,有意或者无意不履行行政职责,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不良甚至错误的观念与行为。治理行政不作为,必须以现代政府治理理念推进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创新治理理念,构建新型治理思维模式;培育现代公共行政精神,实现政府治理的公共理性复归;加强完善行政职业道德体系建设,促进职业道德体系的制度化、法治化,提高行政职业道德素质。同时,加强政府行政人员的基本业务技能知识的学习和治理技术工具的运用能力培养,提高治理主体的素质和能力。     

网络动员中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各种社团组织蓬勃发展,国家权力开始发生了一定转移,这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提供了酝酿的土壤和发生的条件.由于行政控制和法律约束,现实社会动员转向成本低廉、传播迅速、监管较难的互联网动员发展.作为公民社会重要主体的中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动员公众及联动其他组织三个渠道,在网络空间中对社会动员的发生和扩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应用能力和自身治理能力的欠缺,其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也不应被夸大,中国非政府组织欲在网络空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应致力于治理能力的提升.面对非政府组织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政府也应转向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探寻应对之策.     

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监管体系的思路、目标与措施

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监管体系尤为重要。应力求突破现行体制,完善主体结构,健全制度体系,建立以政府宏观调控为基础,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实施政府主导、多主体分层监管、社会广泛参与的监管模式,不断提高监管效能,保障市场安全有效运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建设与发展。     

关于完善国债市场监管机制的思考

国债市场是证券市场的核心和主体,国债市场监管机制影响着证券市场的有序运行。完善的国债监管机制在于国债监管机制模式的选择与创新,在明确我国国债市场主体的基础上,完善立法、完善监管体系,使国债市场真正成为证券市场的主体,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监管体系的思路、目标与措旋

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监管体系尤为重要.应力求突破现行体制,完善主体结构,健全制度体系,建立以政府宏观调控为基础,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实施政府主导、多主体分层监管、社会广泛参与的监管模式,不断提高监管效能,保障市场安全有效运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建设与发展.     

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治理体系基本问题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强调了推进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两者的建设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主要任务就是治理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优化配置国防资源和经济资源。研究认为:统筹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经济资源组成,统筹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为主体多元化、方式规范化、形式制度化、手段法治化4个方面,具体表现为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制度体系,分别从体制、机制和法制这3要素研究治理体系及相互间关系,形成统筹治理体系的整体框架。新阶段统筹工作要以领导体制、组织机构、工作机制、法律法规体系、政策这5个方面为重点开创统筹治理新局面。     

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与中国法治化实践

当前,中国已明确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进入数字化时代,世界银行开创性地将“数字技术指数”设置为《宜商环境报告》跨领域评价指标,将数字立法融入各一级指标测评。这些动向表明,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法治化水平已成为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的重点评价环节。尽管中国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成果丰硕,但是在对标以宜商环境数字指数、数字营商指数等为代表的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指标上仍有不足,尚需提升数据治理法治化、平台治理法治化、数字市场监管法治化和立法数字化能力。为此,中国应以完善数据治理规则为核心,加快数据治理法治化进程;以数字平台融合建设为重点,提升平台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以激发数字市场竞争活力为要义,推动监管数字化转型;以建立数字法治体系为目标,加快数字立法进程,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有效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政府理论（续篇）》是在《政府理论》基础上对具有中国特色政府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其理论创新之一就在于明确提出和论证了行政及行政管理、行政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政府治理效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强弱和兴衰,政府治理应该中国化、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道德化。该书的出版,必将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新的理论资源,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升我国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金融安全视角下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立法研究——以重庆市地方立法为例

小额贷款公司是我国金融体制中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创新组织形态,在缓解农户及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但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存在监管法律依据缺失、监管主体不明、监管职责含糊等问题,无法实现对小额贷款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监管,为金融安全埋下了隐患。因此,应尽快出台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理顺监管体制,明确监管主体及其职责,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良性发展。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逐渐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主、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的较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但是,国家在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法律法规不齐全、综合性较差、内部条款不协调、立法级别低、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通过落实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保障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立法和政策体系、协调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和其他相关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监管力度、坚持和完善能源市场化发展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等措施,不断完善和改进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委托执法备案审查的立法思考

现实中,委托执法备案审查,是行政执法监督中使用较多、实效性较强的一种层级监督机制。然而,法规范层面缺乏有关委托执法备案审查的相关规定,理论层面学界也很少涉及这一问题。为了规范委托执法,促进依法行政,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有必要确立委托执法备案审查制度。同时,在我国确立委托执法备案审查制度具有宪法和组织法上的依据。为回应现实需要,各地立法机关应该围绕委托执法备案审查的主体、范围、标准、程序等方面完善委托执法备案审查的法规范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网络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建设网络文化的思想基础。它的形成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网络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双重影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网络文化建设可从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综合治理等方面着手。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受害者的赔偿策略研究——以食品安全事件为例

我国现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行政主导型”救助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受害者的需求。由于我国目前的受害者赔偿尚处于摸索实践阶段,缺乏专门的赔偿法律法规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受害者往往难以获得及时和充分的补偿。文章分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受害者赔偿的缺陷问题,提出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受害者赔偿专门法规、建立市场化的救助机制与设立受害者心理救援机制的建议,实现受害者赔偿的法定化、规范化,完善受害者赔偿制度体系。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本分析及其完善路径

通过梳理分析已出台的各级问责法规,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呈现出问责机制日益规范、制度发力不断增强、问责类型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对象不全、问责方式模糊以及程序设定不规范等问题,分析提出合理推进问责主体多元化、不断拓宽问责客体范围、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方式、进一步严格行政问责程序等措施,以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     

传统法律文化的君主义务观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非常重视和强调君主对民众、对天下所负的义务。传统法律文化认为,君主是为"民"服务的,这是设立君主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君主的最根本的义务。君主只有遵循天意和民意,尽自己的义务,民众才能服从君主管理,如果君主不尽义务,民众就可以重新选择君主、反抗暴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看来,君主对天下、对民众承担着系统的经济义务、政治义务和文化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使君主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对君主义务设计的有益成分,摒弃其先天缺陷,为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我们必须强调义务在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居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树立义务本位的行政发展观,建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义务履行体系,完善义务履行的监督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制化。     

生态多元共治模式的法治依赖及其法律表达

生态多元治理模式作为对当前行政监管民主化、公共化的回应,在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上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可以解决当前生态治理中过度依赖环境行政管制而带来的制度困境。生态环境治理需要通过法治保证提供一种稳定高效的利益博弈框架来防范治理陷阱,实现主体间互动合作。生态法律规范体系也应围绕多维分权共治和柔性开放的规则制度体系构建,适时作出调整,以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为法律之经,以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为法律之纬,构建生态法律规范网格体系。     

深化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的客观要求,对于规范政府权力和行为、激发市场活力意义重大。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建立健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组织机构,削减了大量的审批事项,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也存在诸如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联动改革缺失、信息不对称、配套政策不到位、对中介机构监管的失效和部分下放事项便利程度不够、含金量不高等问题。这就需要调整法律法规、提高审批队伍素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建立统一共享信息平台及规范对中介组织的管理等。     

我国远程医疗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

随着信息技术及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远程医疗的内涵在不断演变和丰富。我国远程医疗经过近30年的发展,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下,政策体系逐渐完善,远程医疗协作网和互联网医院建设均取得一定成绩,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法律法规不健全、服务定价和补偿机制不完善、系统平台功能不完善、医患双方认识不足、远程医疗专业人才缺乏等。结合发达国家远程医疗发展经验,应进一步加强我国远程医疗法律法规建设、健全财政补偿机制、完善远程医疗系统功能、加快远程医疗人才队伍建设,以促进远程医疗的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行政监督法治化指标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原则性地建构了企业国有资产综合监督体制。但是，目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存在出资人和监督人混同，规则的制定者与规则的执行者、受益者混同等问题，很难实现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全面有效监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这对如何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应当兼顾不同的监管主体、监管手段和监管对象，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边界，从不同环节监督和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行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行政监督的法治化程度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效的直接反映。建立一套企业国有资产行政监督的法治指标和考核标准，就是为政府在企业国有资产监管领域提供可操作的法治化行为准则。监督主体在运用行政监督手段时，必须在监督依据、监督对象、执法问责等方面符合法治化标准。